“糟了！” 弗拉基米尔赶紧追上去，可出站口的人太多，男人的灰色礼帽很快就消失在人群里。他站在原地，心里又急又慌，彼得罗夫的威胁再次浮现：“找不到目标，你父亲的审查就永远别想启动。”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 彼得罗夫说目标 “每天准时乘车”，今天没找到，明天还能再来，现在急也没用。
接下来的两天，弗拉基米尔每天准时出现在地铁 1 号线。第二天，他在 “共青团站” 看到了目标，可对方刚出站就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车牌被污泥挡住，根本看不清；第三天，他提前半小时到了 “基洛夫站”，找了个能看到整个站台的位置坐下，假装看报纸，终于在 9 点 58 分看到了那个灰色礼帽 —— 这次，男人身边多了个帆布包，看起来沉甸甸的。
这次，他没有急着跟上去，而是看着目标上车、找位置、卷着《真理报》的手指轻轻敲击膝盖 —— 这些细微的动作，像在传递某种信号。列车到 “共青团站” 时，弗拉基米尔故意慢了一步，看着目标走出车厢，然后跟在后面，保持着更远的距离，他想看看，这个 “联络员” 到底要和谁接头。
目标没有出站，而是走到站台的长椅前坐下，把《真理报》放在腿上，开始抽烟。弗拉基米尔躲在报刊亭后面，观察着周围的人 —— 一个卖花的老妇人，一个擦皮鞋的少年，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朝长椅走去，手里也拿着一份卷成筒的《真理报》，工装口袋上还别着列宁格勒拖拉机厂的徽章。
“是他？” 弗拉基米尔的心跳加快，握紧了口袋里的钢笔。可当那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走近长椅时，他突然愣住了 —— 那张脸太熟悉了，是住在他家隔壁的伊万大叔！伊万是列宁格勒拖拉机厂的仓库管理员，去年冬天还帮他家修过水管，索尼娅总说 “伊万是个热心人”，娜佳还总喊他 “伊万爷爷”。
伊万走到目标身边坐下，两人没有说话，只是互相递了个眼神，然后伊万把自己的《真理报》和目标的放在一起，交换了位置。目标拿起伊万的报纸，卷成筒，起身走向出站口；伊万则拿起目标的报纸，慢慢展开，假装看新闻，手指却在报纸上快速划过 —— 像是在寻找什么标记，指甲缝里还沾着机油，那是他修拖拉机时留下的痕迹。
弗拉基米尔的脑子 “嗡” 的一声，像被雷劈了一样。伊万大叔？那个总给娜佳糖吃、帮索尼娅扛面粉的邻居，怎么会和 “中情局联络员” 交换报纸？他想起安德烈说的 “内务部有内鬼”，想起父亲信里的 “别信他们的承诺”，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子，被蒙在鼓里 —— 彼得罗夫让他监控的目标，会不会和伊万有关？而伊万，会不会也是被冤枉的，就像父亲一样？
他强压着心里的震惊，继续观察。伊万看了大概 5 分钟报纸，然后把报纸折好，放进工装口袋，起身走向出站口。弗拉基米尔悄悄跟上去，看着伊万走出地铁，拐进旁边的一条小巷 —— 那是去伊万家的方向，巷口还有个卖土豆的小摊，伊万每天下班都会在那里买土豆。他站在巷口，犹豫着要不要跟进去，口袋里的笔记本被汗水浸湿，上面记着目标的特征，现在又多了一行：“10 点 30 分，目标与邻居伊万（列宁格勒拖拉机厂仓库管理员）在共青团站长椅交换《真理报》。”
“该怎么办？” 弗拉基米尔靠在墙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钢笔。如果立刻向彼得罗夫汇报，伊万肯定会被逮捕，就像第 2 章里那个戴眼镜的学员一样，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可如果不汇报，彼得罗夫会认为他 “任务失败”，父亲的审查报告就会石沉大海，爷爷留下的旧怀表还在抽屉里，父亲说过 “怀表要等你洗刷掉家里的污名再戴”。
他想起昨天晚上，索尼娅打来电话（克格勃学院每周只有一次家属通话时间，还得在卫兵监听下），说 “父亲的咳嗽又加重了，医生说需要进口的止咳药，黑市上都买不到”，还说 “伊万大叔昨天送了一袋土豆过来，说‘弗拉基米尔不在家，你们有困难就找我’”。伊万的笑容和现在的场景重叠在一起，让他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 —— 这个看起来朴实的邻居，真的是中情局的联络员吗？还是和父亲一样，被人胁迫，或者只是个无辜的棋子？
弗拉基米尔掏出笔记本，想把伊万的信息补充完整，却发现纸上还留着昨天写的 “三角标记” 草图 —— 父亲信里的标记，安德烈说的 “内务部老官员互助会”。他突然想起，伊万的工装口袋里，好像也有一个类似的标记，上次帮他家修水管时，他看到伊万的围巾角上绣着一个小小的三角，当时以为是工厂的标志，现在想来，会不会和互助会有关？
“叮铃铃 ——” 口袋里的怀表响了，提醒他已经 11 点了。弗拉基米尔收起笔记本，决定先不汇报，明天再继续监控，看看伊万和目标还会不会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