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 年 3 月 16 日的莫斯科郊区，晨雾还没散尽，一辆深绿色军用卡车就碾过泥泞的土路，停在一栋灰扑扑的红砖建筑前。车身上没有任何标识，只有车厢两侧站着的卫兵，肩章上的双头鹰徽章在雾里泛着冷光 —— 这就是克格勃学院的临时驻地，原是斯大林时期的军事训练基地，院墙顶端还缠着带刺的铁丝网，像一圈永远解不开的锁链。
弗拉基米尔攥着黑色笔记本坐在车厢里，身边挤着七个和他一样的男人。有人穿着褪色的军装，有人套着国营工厂的工装，没人说话，只有卡车颠簸时，彼此的军靴偶尔碰撞发出闷响。他偷眼打量对面的年轻人：二十岁出头的年纪，亚麻色头发贴在额前，左手食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裤缝，眼神里藏着和他一样的紧张。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叫安德烈，是从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和他同属反间谍科培训组。
“都下来！动作快！” 卡车后门被卫兵拉开，冷硬的命令像冰碴子砸在众人脸上。弗拉基米尔跟着人群跳下车，脚刚沾地就被一股寒气裹住 —— 院墙内的空气比外面低了好几度，光秃秃的白杨树杈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无数只干枯的手。
一个穿黑色制服的男人站在台阶上，胸前别着一枚未署名的黑色金属牌，边缘磨得发亮，脸板得像块花岗岩。“我是你们的总教官，彼得罗夫。” 他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扫过人群时，目光像探照灯一样锐利，“从现在起，你们没有名字，只有编号。”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白色布条，扔在地上，“自己捡，绑在左臂上 —— 这是你们未来一个月的身份。”
弗拉基米尔弯腰捡起一块布条，上面用蓝墨水写着 “7 号”。他刚把布条系在左臂，就听见彼得罗夫的声音又响起来：“把身上所有私人物品交出来 —— 手表、钢笔、家人照片，包括口袋里的纸片。记住，在这里，任何私人联系都是‘思想动摇’的证据。”
人群里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一个戴眼镜的男人犹豫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整齐的照片，照片边缘已经磨出毛边 —— 是个女人抱着婴儿的样子。卫兵上前一把夺过照片，塞进黑色布袋里，男人的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没敢说话。
弗拉基米尔摸了摸内袋里的黑色笔记本 —— 那是卢比扬卡大厦的人给的 “外贸部证件”，算是 “工作物品”，应该不用交。他又想起妻子索尼娅的脸，想起娜佳睡前要听的摇篮曲，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如果现在转身走，会不会被当成 “叛国者”？父亲的名誉还能恢复吗？这些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用力压了下去 —— 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跟我来。” 彼得罗夫转身走进红砖建筑，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旧木头混合的味道，墙壁上贴着红色标语：“忠诚是特工的第一生命”“任何动摇都是叛国的开端”。他们被带到走廊尽头的一排铁门面前，每扇门上都画着一个白色的十字。
“每个人一间，进去后待满 72 小时。” 彼得罗夫指了指最左边的铁门，“7 号，你先上。”
弗拉基米尔推开门，一股潮湿的寒气扑面而来。房间不到十平米，没有窗户，只有天花板上挂着一盏昏黄的灯泡，灯泡下面是一张铁架床，床上铺着薄薄的灰色毯子，除此之外，连一把椅子都没有。门在他身后 “哐当” 一声关上，落锁的声音在空荡的房间里格外刺耳，像一把锤子敲在他的心上。
最初的几个小时，弗拉基米尔还能靠数自己的心跳打发时间。他坐在铁床上，盯着灯泡看，看久了眼前就会出现光斑，像索尼娅煮土豆汤时锅里跳动的火苗。他想起昨天早上出门时，娜佳攥着他的衣角说 “爸爸早点回来”，想起索尼娅把灰呢子大衣递给他时，眼里藏不住的担忧 —— 他甚至没敢回头再看一眼阳台，怕自己会忍不住拆穿那个 “外贸部培训” 的谎言。
“咚咚咚。” 敲门声突然响起，弗拉基米尔猛地站起来，心脏差点跳出胸腔。
“7 号，出来接受询问。” 门外是卫兵的声音。
他推开门，走廊里的灯比房间里亮得多，晃得他睁不开眼。两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站在走廊尽头，手里拿着硬皮卷宗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跟我们来。”
询问室比小黑屋大不了多少，中间摆着一张木桌，桌子两边各有一把椅子。弗拉基米尔刚坐下，对面的男人就翻开硬皮卷宗夹，钢笔在纸上顿了顿：“姓名，年龄，家庭成分。”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夫，25 岁，工人家庭。” 他回答得很流利，可指尖还是忍不住发抖 —— 这不是普通的询问，更像一场审判，一场没有原告的审判。
“你父亲亚历山大?伊万诺夫，1953 年因‘疑似参与大清洗’被停职，对吗？” 男人抬起头，眼神像冰锥一样扎过来，“你觉得，你父亲是无辜的吗？”
弗拉基米尔的喉咙突然发紧。他想起父亲被停职那天，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