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月的南京，春意渐深，秦淮河畔的垂柳已抽出嫩绿的新芽，但空气中依旧裹挟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湿冷，如同这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所面临的局势，表面看似平静，内里却暗流汹涌，危机四伏。
这种微妙的氛围，与沈放此刻的心境如出一辙。自那夜在佛堂收到“老家”关于“蝮蛇”将至的电文后，时间已悄然滑过近半月。这半个月里，他像一枚被投入复杂棋局的棋子，亦或是一个被上紧了发条的精密仪器，在多重身份和重重监视的夹缝中，一丝不苟、如履薄冰地运转着。
在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特别是在他兼任的下关码头稽查专员这个新角色上，他表现得越发沉稳老练。他不再像初来时那样急于树立威信或推行变革，而是采取了更为长远的策略。每天，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码头嘈杂的环境里，看似随意地巡视仓库、登船检查，与码头工头、船老大、仓库管理员甚至普通的搬运工闲聊。他递上的是“哈德门”香烟，聊的是江上风浪、家长里短，倾听的是他们的抱怨和希冀。通过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接触，他不仅摸清了码头货物吞吐的明暗规则、各帮派势力的地盘划分，更在潜移默化中，让这些人逐渐接纳了这位没什么架子、愿意听他们说话的“沈专员”。
对于以王疤子为首的“江运商会”的地头蛇，他保持着一种不卑不亢的距离。既不过分亲近，以免被其裹挟；也不轻易强硬对抗，避免过早激化矛盾。他巧妙地利用官方身份和运输统制局的规章，在一些小的摩擦中，以“按章办事”为名，为像安顺船行钱理群这样受挤压的中小商户争取些许喘息的空间，悄然积累着底层的人望与好感。他知道，在这鱼龙混杂之地，这些看似微小的善意，关键时刻或许能成为意想不到的信息来源或掩护。
与此同时，他与“东亚兴业”杜文渊、赵德明那边的“关系”也维持着一种危险的平衡。赵德明的电话和饭局邀请依然频繁，言语间除了“业务合作”的探讨，更多了几分对他在新职位上“颇有作为”的恭维和打探。沈放则继续扮演着那个“念旧”、“够朋友”且希望在官场上有所作为的年轻官员，偶尔会“不经意”地透露一些码头稽查的“内部动向”——这些信息往往经过筛选，或是即将公开的常规安排，或是一些无关痛痒、甚至真假掺半的消息，既满足了对方的窥探欲，显示了“合作诚意”，又牢牢守住了真正的核心机密。他清楚，杜文渊和中村一郎对他这个能接触到运输一线信息的职位极为看重，这种“重视”既是保护伞，也是悬顶之剑。
然而，所有这些精心算计的周旋与表演，都无法完全掩盖他内心深处与日俱增的焦灼与期待。“蝮蛇”究竟是谁？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还是锐气十足的新战士？会以何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接头过程是否会顺利？每一个陌生的来访者，每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甚至街头一个看似无意的碰撞，都会让他瞬间警觉，心跳加速，暗自审视对方是否带着特殊的信号。这种等待，如同在暗夜中航行，既渴望看到灯塔的光芒，又惧怕光芒引来敌人的炮火。
这天下午，天空阴沉，似乎酝酿着一场春雨。沈放提前处理完手头几份关于沿江各码头燃料配额调整的公文，揉了揉略显酸胀的眉心，准备提前一些返回沈公馆。母亲上午便托人捎来口信，说小妹沈媛在金陵女子大学的新任国文老师——一位姓苏名婉的女士，才学品行颇受师生好评，今晚受邀来家中用便饭，让他务必回去一见，也算是代表沈家对老师的感谢。沈放对于这类家庭社交活动向来兴趣不大，更倾向于保持低调，但连日来的精神高度紧张，也确实需要一点家庭的寻常烟火气来稍作舒缓。再者，与一位教书先生的会面，在潜在的监视者眼中，也属于再正常不过的社交，不会引起额外关注。于是，他略作整理，便离开了办公室。
回到沈公馆时，已是傍晚时分。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挣扎着穿透云层，给这座古朴而深沉的宅邸镀上了一层短暂而温暖的金色。宅院内比平日略显热闹，厨房方向飘来饭菜的香气。沈放穿过庭院，步入客厅，只见母亲和几位姨娘正围坐在一起，陪着一位年轻女子说话，小妹沈媛则一脸兴奋与崇拜地坐在一旁，眼睛亮晶晶的。
“三哥！你终于回来啦！”沈媛眼尖，看到他立刻雀跃地站起身，跑过来拉住他的手臂，“快过来快过来！我给你介绍，这就是我们苏婉苏老师！苏老师，这就是我三哥沈放。”
沈放脸上带着惯有的、略显疏离但又不失礼数的微笑，目光随着沈媛的指引，自然而然地投向那位正从容站起身的女士。就在他的视线与对方接触的刹那——仿佛一道无声却威力无比的惊雷，在他毫无防备的意识深处轰然炸响！时间似乎在这一刻骤然凝固，周遭的一切声音、景象都迅速褪去，变得模糊不清。血液猛地涌上头顶，让他感到一阵眩晕，随即又瞬间褪去，留下一种彻骨的冰凉和大脑一片空白的茫然。
是她！
尽管岁月的流逝洗去了少女时代特有的青涩与娇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