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三月的南京，冬日的严寒虽已褪去，但早春的湿冷依旧浸入骨髓。城市表面上维持着战前最后的繁华，但有心人都能嗅到空气中弥漫的紧张与不安。华北局势持续紧张，日本浪人和特务的活动愈发猖獗，街面上巡逻的军警数量明显增多，一种山雨欲来的压抑感笼罩着六朝古都。
沈放坐在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统制局那间不算宽敞但位置关键的专员办公室里，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他穿着一身合体的藏青色中山装，领口紧扣，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面前的办公桌上摊开着几份关于长江下游航运吨位统计和燃料配额申请的文件。他手持一支派克钢笔，不时在文件上批注几句，眉头微蹙，显得专注而尽责。
入职一个多月，他已初步适应了这个新角色。他收敛了所有纨绔子弟的习气，待人接物谦和有礼，却又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感。对上司，他恭敬但不谄媚；对下属，他平和却自有威严。他提出的几条关于简化报关文书、优化船舶调度衔接流程的建议，虽不涉及核心利益，却切实提高了些许效率，赢得了务实派同僚的一些好感。副局长甚至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点名表扬他“年轻有为，肯动脑筋”。
然而，这份表面的顺遂之下，是只有沈放自己才清楚的惊心动魄。他如同走在一条细如发丝的钢丝上，两侧皆是深渊。
一侧，是“东亚兴业”杜文渊和赵德明持续不断的“关怀”。他们似乎对他的新职位极为满意，隔三差五便以“老朋友叙旧”或“探讨业务合作”为名，邀请他参加饭局，或派人送来一些“土特产”。席间言谈看似随意，却总在不经意间打探运输统制局内部的人事动态、某些特定航线（尤其是涉及战略物资运输的）的监管力度，甚至是某些官员的脾气嗜好。中村一郎虽不常直接露面，但沈放能感觉到，那双藏在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始终在暗处冷冷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必须时刻绷紧神经，既要表现出“念旧情”、“够朋友”，又要严守底线，不能泄露任何实质性信息，回答往往模棱两可，或用些公开信息搪塞过去。
另一侧，则是来自军统系统无形的压力。戴笠虽然未曾直接与他联系，但他能感觉到自己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办公室外偶尔出现的陌生面孔，回家路上若有若无的“尾巴”，都提醒着他，军统从未放松对他的“照顾”。那份关于德援物资运输的协查公文，更像是一次精准的敲打，告诉他：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掌控之中。他递交的那份谨慎的回复，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下文，但这沉默本身，就充满了令人不安的意味。
而最让他心力交瘁的，是与组织失联的焦虑。他就像一艘失去灯塔的孤舟，在黑暗的惊涛骇浪中漂泊，不知道方向，也不知道何时会撞上暗礁。他只能严格按照潜伏纪律，在每个约定的联络时间，冒着巨大的风险，尝试接收那渺茫的信号。
今晚，又是约定的联络时间。沈放处理完手头最后一份文件，仔细锁好抽屉，和同僚们礼貌地道别，离开了办公室。他叫了一辆黄包车，没有直接回沈公馆，而是让车夫绕道夫子庙，在一家熟悉的卤菜店买了半只盐水鸭和几样小菜，又去茶庄称了二两父亲爱喝的龙井。这些举动，在可能的监视者眼中，只是一个下班后顺便购物回家的普通官员，带着一丝世家子弟讲究生活品质的习惯。
回到沈公馆，已是华灯初上。他将卤菜交给吴妈，说是给晚饭加菜，又将茶叶送给父亲沈伯谦。沈伯谦正在书房看报，接过茶叶，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目光在沈放脸上停留片刻，似乎想看出些什么，最终只是挥挥手让他出去。父亲的目光依旧锐利，但沈放能感觉到，随着自己在“正途”上逐渐稳定，父亲眼神中的审视和忧虑似乎减轻了些许。
晚饭时，气氛比往常略显轻松。大哥沈钧回驻防地了，二哥沈铭说起机关里的一些趣闻，大姐沈琳则聊着近期上流社会的慈善义卖。沈放恰到好处地附和着，偶尔插科打诨，逗得母亲和姨娘们发笑，俨然一个逐渐懂事、融入家庭氛围的年轻子弟。他甚至主动给精神稍好的陈明远夹菜，叮嘱他多吃点。这一切表演，天衣无缝。
然而，他的内心却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时间一分一秒地逼近子时。
晚膳后，他陪母亲说了会儿话，又去书房看了会儿闲书，直到公馆内渐渐安静下来，仆人们也大多歇息了。他回到自己房间，却没有丝毫睡意。黑暗中，他坐在床边，耳朵捕捉着窗外的任何一丝异响，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他反复推演着接下来的行动步骤，检查每一个可能出现的纰漏。
子时将近。沈放深吸一口气，脱掉外套，只穿着一身丝绸睡衣，外面随意披了件厚重的棉袍，脚上踩着软底布鞋。他轻轻推开房门，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壁灯发出昏黄的光。他像猫一样悄无声息地移动，避开可能起夜的仆人的活动路线，向着宅邸最深处的佛堂走去。
佛堂位于一个独立的小跨院，平日里香火不断，此刻更是万籁俱寂。月光清冷，将院中的竹影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