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一郎的到来，如同在沈放本就紧绷的神经上又加了一道沉重的枷锁。杜文渊派来一个日本人做“助手”，其监视和控制之意不言而喻。沈放知道，自己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将在对手的近距离注视下进行，难度和风险呈几何级数增加。
第二天上午九点整，沈公馆的门铃响起。吴妈去开门，引领进来一个穿着合体西装、提着一个黑色公文包的年轻男子。沈放早已在客厅等候，见到来人，立刻起身相迎。
“您就是中村先生吧？欢迎欢迎！”沈放脸上堆起热情而略带拘谨的笑容，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一个“初次与日本同事合作”的世家子弟应有的态度。
中村一郎大约三十岁上下，身材不高，但站姿笔挺，动作干净利落。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睛细长而有神，嘴角习惯性地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程式化的微笑。他微微躬身，用流利但略带口音的中文说道：“沈先生，您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鄙人中村一郎，奉杜博士之命，前来协助您的工作。”
他的礼节无可挑剔，但沈放却从他看似温和的眼神深处，捕捉到一丝锐利如鹰隼般的审视光芒。这是一个训练有素、极其专业的对手。
“中村先生太客气了！您能来帮我，真是太好了！”沈放连忙请他入座，并让吴妈上茶。两人在沙发上坐下，看似融洽地寒暄起来。
中村一郎的话不多，但句句都在试探。他先是称赞南京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然后“不经意”地问起沈放对南京商界的印象，以及近期接触那些航运公司老板的“趣闻”。
沈放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他刻意将话题引向商业操作的细节和遇到的困难，大谈李永昌老板的固执、其他公司老板的斤斤计较，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虽有热情但缺乏经验、正在努力学习的“新手”。他时而抱怨沟通不易，时而请教中村“在日本企业是如何处理这类问题的”，既展示了“工作”的进展，又突出了“困难”，还将自己放在一个相对弱势、需要指导的位置上。
中村一郎耐心地听着，偶尔插话提出一些看似专业的建议，但更多的时候只是微笑点头，不置可否。他的眼神始终没有离开沈放，仿佛在评估他每一句话的真伪。
“沈先生的工作很细致，”中村最后总结道，语气平淡，“杜博士果然没有看错人。不过，商业谈判有时需要一些……更强硬的手段和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可以一起制定一个更有效率的推进计划。”
“更强硬的手段”、“更广阔的视野”，这些词让沈放心中警铃大作。他知道，中村代表的才是“东亚兴业”真正的意图——不择手段地达成目标。
“中村先生说得对！”沈放立刻表示赞同，“有您这位专家指导，我就有信心了！您看，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先系统地梳理一下各家公司的具体情况，然后确定优先突破的目标？”
他主动将工作纳入“系统化”、“计划化”的轨道，一方面可以拖延时间，另一方面也能在看似合作的过程中，摸清中村的思路和底线。
“很好。”中村一郎点点头，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我这边也带来了一些总部的分析资料，我们可以结合沈先生您掌握的情况，一起研究。”
接下来的几天，沈放和中村一郎开始了“正式合作”。他们大部分时间待在沈公馆的书房里，对着地图和资料，分析各家目标公司的情况。中村一郎果然“专业”，他对长江航运的节点、各公司的股权结构、甚至一些老板的私人背景都了如指掌，提出的方案往往直指要害，手段也相当狠辣，比如利用债务压力、制造经营困境、甚至暗示动用“非常规”手段逼迫就范。
沈放心中寒意愈盛，但表面上却积极配合，甚至“由衷”地赞叹中村的“高明”，同时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一些“温和”的修正意见，以“避免引起太大反弹”为由，试图给计划掺沙子。
在这个过程中，沈放也在仔细观察中村。他发现中村生活极其规律，言行谨慎，几乎从不谈论工作以外的私事，对沈公馆内的其他人也保持距离。他随身总是带着那个黑色公文包，偶尔会避开沈放接听电话，使用的是一种沈放听不懂的方言（很可能是某种日本方言或密语）。这是一个纪律严明、警惕性极高的职业特务。
沈放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中村对南京的某些特定地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有一次，当沈放提到计划中涉及的一个位于下关码头附近的仓库时，中村仔细询问了仓库的具体位置、规模和守卫情况，其关注程度远超商业合作的需要。沈放将这一点默默记在心里。
为了反制监视，并试探中村的底线，沈放也开始主动出击。他以“工作需要实地考察”为名，带着中村一郎频繁外出。他不仅去看那些目标航运公司，还故意去一些与计划无关但鱼龙混杂的地方，如码头工人聚集的茶摊、货物集散市场等，美其名曰“了解底层实际情况”。
在这些场合，沈放刻意表现出与三教九流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