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底下没人吭声了。

    

    “从今天起，”营长环视全场，“每天训练之余，必须保证两个时辰的学习时间。一个月后考核，不及格的，干部撤职，战士不得参与重要任务！”

    

    命令是下了，可具体怎么实施，还是个难题。

    

    林秀珠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梳着两条麻花辫，说话细声细气，但做事极其认真。她带着几个识字较多的战士，连夜编了一套识字教材。

    

    “参谋长，我觉得应该从战士们的名字和常用口令教起。”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这样既实用，又能激发大家的学习兴趣。”

    

    我点头同意：“教材要简单实用，最好能跟战斗生活结合起来。”

    

    我们决定把扫盲分成三个层次：纯文盲班学认写300个常用字；有点基础的学500字；干部要掌握800字，还要学习看地图、写战报。

    

    最大的困难是教具。纸张稀缺，墨水更是珍贵。最后还是营长想出了办法：每人发一块木板，涂上锅底灰，用树枝当笔。高级班的才能分配到几张草纸和一小截铅笔。

    

    学习场地更是五花八门：大树下、打谷场、甚至战壕里，随时随地都是课堂。

    

    第一天上课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傍晚时分，各连把战士们带到指定地点。林秀珠站在一块用木炭画了格子的黑板前，紧张得手都在抖。

    

    “同、同志们，今天我们先学五个字。”她在黑板上写下：八、路、军、打、鬼。

    

    “这个念‘八’，八路军的八。”她的声音起初有些发颤，但越来越响亮。

    

    底下跟着念：“八——”

    

    声音参差不齐，有的洪亮，有的含糊。

    

    “用手比划一下，一撇一捺……”

    

    我巡视到三连的学习点时，看见铁柱正对着木板发愁。他手里的树枝都快捏断了，木板上还是几个歪歪扭扭的墨团。

    

    “参谋长，这比拼刺刀难多了。”他哭丧着脸。

    

    我蹲下身，握住他的手：“来，我教你。一撇，一捺，这就是‘八’。”

    

    他的手很粗糙，布满裂口，握枪很稳，握树枝却一直在抖。

    

    “对了，就这样。”我鼓励他。

    

    他写出了一个勉强能认出的“八”字，高兴得像个孩子：“参谋长，俺会写字了！”

    

    然而，困难接踵而至。

    

    首先是抵触情绪。不少老兵觉得学文化是“瞎折腾”，一上课就打瞌睡。有的干部也阳奉阴违，表面上组织学习，实际上放任自流。

    

    更麻烦的是，鬼子的扫荡和频繁的军事行动经常打断学习计划。往往是今天刚学会几个字，明天就要急行军，等回来时又忘光了。

    

    一周后的摸底测试，结果惨不忍睹：纯文盲班能认出50个字的不到三分之一，能写出来的更是寥寥无几。

    

    我把情况向营长汇报，建议是否放缓进度。

    

    “不行！”营长斩钉截铁，“越是困难越要坚持。从明天起，我带头学，你们把课堂搬到训练场上，边训练边认字。”

    

    营长说到做到。第二天刺杀训练时，每个靶子上都贴了字卡；射击预习时，战士们要先读出远处的字牌才能开枪；甚至吃饭前，都要认出炊事班挂出的当日菜名牌。

    

    这种“见缝插针”式的教学很快见效。战士们发现，认字不仅不是负担，反而给枯燥的训练增添了乐趣。

    

    更让我感动的是战士们自发的互助。识字多的帮识字少的，年轻的教年长的。晚上宿营时，经常能看到两个人挤在一盏油灯下，一个认真地教，一个专心地学。

    

    铁柱和三连那个上过私塾的小战士李小明结成了对子。李小明才十六岁，但认识不少字；铁柱虽然大字不识，但在战场上救过李小明两次。

    

    “班长，这个‘冲’字很好记，”李小明在木板上写着，“就像一个人弯着腰往前冲。”

    

    铁柱眯着眼睛，一笔一划地模仿：“嗯，是有点像。”

    

    半个月后，我再次巡视各连，看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

    

    战士们开始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