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人纷纷响应，并非他们二人多英雄了得，而是六国的百姓和士绅压根就没有真正接受秦帝国的政策。如此一来，秦朝的灭亡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明白了，”我恍然大悟，“管理首先要尊重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董氏儒术呢，却在人的自然属性之上，强行附加了以‘君为臣纲’为代表的社会等级属性，正好迎合并满足了汉武帝集权一统的需求。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儒术不断被强化，最终成了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

    “这虽是历史学界的共识，但真相或许并非如此。”父亲点起一支烟，反问我：“你觉得真相会是什么？”

    我顿时语塞。压根没料到父亲会突然抛来这个问题，自然猜不出他口中的“真相”究竟为何，只好请他继续说下去。

    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研究历史，必须学会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汉武帝的更化改制，和秦国的商鞅变法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大汉立国以来，一直受北方匈奴的威胁，不得已靠和亲换取和平，这种状况延续了六十多年。刘彻亲政后，为了维持汉匈之间的和平，甚至要把自己的亲姐姐远嫁匈奴。当时的朝堂上，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占据着统治地位。”

    他吸了口烟，接着说道：“为了反击匈奴，永绝大汉的后顾之忧，刘彻需要有人站出来反对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推翻这种治世理念，把大汉的权力牢牢握在自己手中。而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恰好给了他所需的全部理论依据 —— 不仅有集权一统的依据，还能取代朝堂上的黄老思想，达到削弱相权、强化皇权的目的。”

    “事实上，汉武帝只是把董氏儒术当作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他真正的治国思想依旧是法家那一套。这一点，从董仲舒的遭遇就能看出端倪。更化改制完成后，作为改革理论的创造者，董仲舒并未得到刘彻的重用，而是被外放去王国担任国相。相反，张汤、桑弘羊等人却深受器重，许多酷吏也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像义纵、王温舒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重用，就连混了几十年毫无建树的主父偃，也能官居高位。由此可见，利用董氏儒术完成更化改制后，作为理论创造者的董仲舒，就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父亲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所以说，汉武帝表面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用的还是法家的治世思想和手段。真正让董氏儒术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是汉武帝之后的历代帝王和臣子。他们没有汉武帝那样的雄才大略，也没能看透汉武帝‘阳儒阴法’的本质，最终一步步把董氏儒术推上了封建正统思想的宝座，也让大汉从武帝后期开始，不可避免地迅速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