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齐家起初并不在意日魂。
或许，他们最初根本没把月光之门当回事，或者也没想利用月光之门干什么，直到元光元年，突然撞上了某个死结，非它不可解，这才急着找回日魂。墨家既有人数众多的墨者，又能严守秘密，自然成了最佳选择。
但若这条成立，就必须弄清楚——元光元年，齐家究竟遇上了什么事情？
思绪卡在“元光元年”这个节点，我指尖重重敲了下回车键，屏幕霎时被密密麻麻的信息淹没。
第二条信息突兀地撞入眼帘——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完成集权控制，下诏举贤良对策，内政外交皆有大动作：嫁姐姐南宫公主与匈奴和亲，派李广、程不识屯兵云中、雁门，全面强化中央集权。
我后仰，椅子“吱呀”一声。史书对汉武帝的功绩向来不吝笔墨，可这些冠冕堂皇的变革，和齐家又有什么干系？总不能是汉武帝集权，逼得齐家四处寻找“日魂”吧？
线索断了。
像攥紧的线突然崩开，掌心空落落的，只剩一股无名火在胸腔里烧。
我不甘心。继续滑动鼠标滚轮，屏幕上的文字忽然定格——“董仲舒”三个字如银针般刺入混沌的思绪。元光元年，汉武帝下诏求治国良策，而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竟似为这场变革量身打造的钥匙。
我凑近屏幕，喉结微动。文中说，董仲舒将儒家学说碾碎重铸，杂糅百家，捏出一个足以捆缚中央集权的新体系，令汉武帝龙颜大悦。这对策，俨然成了那场改制的灵魂。
五大建议在屏幕上罗列分明，却让我眉头越拧越紧——
明堂礼制，敲打贵族；
兴办太学，网罗寒门；
天人学说，为皇权镀上“天命”的金字招牌；
抑制豪强占田，扼住土地兼并的咽喉；
独尊儒术，为天下人套上无形的枷锁。
字字句句皆指向皇权，可齐家的秘密，怎会藏在这堂皇的治国良策中？
屏幕上的文字在蓝光中浮动，我冷笑一声，指腹无意识地碾过下巴。这位被后世尊为大儒的董仲舒，哪是什么纯粹的学者？分明是个深谙帝王心术的权谋家。五条建议，上能哄得皇帝龙颜大悦，下能钳制贵族，不动声色间，竟把儒家那套仁义礼乐，铸成了捆缚天下的枷锁。
“大汉统一的政治思想”几个字刺入眼帘，思绪骤然被拽回大学课堂。那位白发苍苍的历史学教授，在讲台上挥着手，声音如金石相击：“春秋百家争鸣，才是华夏文明最璀璨的星河！墨家兼爱非攻、法家以法治国、道家无为而治……每一种学说，都是照亮前路的火把。”
教授的话语在脑海中翻涌，我盯着电脑屏幕，喉间泛起一丝苦涩。汉武帝将董仲舒的建议奉为圭臬，先向贵族挥刀，再为诸子百家套上枷锁，唯独将董氏儒术供上神坛。可明眼人都知道，这场改革，分明是在剜贵族的心头肉。
那些颂扬汉武帝的史书，总将西汉的强盛归功于集权与儒术，却是颠倒因果。自高祖刘邦起，四位皇帝休养生息、藏富于民，文景二帝三十九年铸就的盛世，才是撑起大汉的根基。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让百姓得以喘息，令后世多少盛世在文景之治前黯然失色，这份功绩岂能抹杀，又岂是儒术之功？
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我调出年表。汉武帝即位之初，黄老之学尚稳如泰山。建元六年，窦太后一死，这位黄老之学的靠山轰然倒塌，汉武帝仅用一年便完成了集权一统。朝堂上，信奉黄老的大臣成了立威的祭品，窦婴——窦太后的亲侄、曾经的丞相，头颅便因此落地。
我后背发凉。窦婴的结局不过是个开端，墨学、法家、兵家……这些曾在百家争鸣中闪耀的学派，在“罢黜百家”的风暴下，只怕都如惊弓之鸟。稍有反抗，学派代表的下场，恐怕比窦婴更为凄惨。这哪里是文化改革？分明是思想领域的血雨腥风。
盯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史料，后颈突然泛起一阵酥麻，像有根羽毛轻轻挠过思维的盲区。一个念头如同闪电劈开混沌——元光元年齐家委托墨家寻找月光之门，会不会和汉武帝那场“罢黜百家”的风暴息息相关？
指尖在桌面上叩出凌乱的节奏。齐家作为门阀大族，本是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董仲舒那套学说一出，分明要砸他们的饭碗。面对皇权的碾压，他们无力硬抗，只能另寻出路——月光之门，或许就是他们最后的底牌。而墨家虽门徒上万，却在儒术独大的浪潮下处处受限，根基动摇。齐家有需求，墨家有力量，两家结盟对抗这场文化变革，简直顺理成章！
想到这儿，我猛地坐直身子，椅背发出刺耳的吱呀声。心脏狂跳，仿佛要冲破肋骨的牢笼。这逻辑严丝合缝，就像失散多年的拼图终于对上了边角！
“天纵英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