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甚至像是早有准备般，从他那件深蓝色棉服的内侧口袋里，摸索出一张皱巴巴、边缘毛糙的纸条，小心翼翼地摊开在审讯室的桌面上。纸条上面用歪歪扭扭、笔画幼稚的字迹写着“收到拾元整”，落款是一个模糊的红色印泥指印，旁边写着一个同样歪斜的“明”字。“你看，警察同志，我还让他按了手印，写了收条呢！白纸黑字，这总做不了假吧？我就是雇他干点活，可没干坏事！”孙强振振有词，仿佛这张纸条就是他的护身符。
然而，这张看似“证据确凿”的收条，在王萌这位受过专业文书检验培训的刑警看来，简直是破绽百出。字迹虽然刻意模仿了幼稚和笨拙，但某些笔画的起承转合、运笔的力度和节奏，明显带有成年人的书写习惯和刻意控制的痕迹，与真正智力障碍者那种毫无章法、纯粹靠本能划出的字迹存在本质区别。而且，那张纸条本身虽然陈旧，但上面的字迹墨迹和指印的印泥，颜色都显得过于新鲜、鲜艳，完全不像是经过近两周时间氧化和摩擦后应该呈现的状态。
与此同时，技术队对孙强的红色面包车进行了堪比外科手术般的彻底勘查。车内被打扫得异常干净，驾驶室、车厢地板、座椅缝隙，甚至连脚踏垫都像是被高压水枪仔细冲洗过，几乎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毛发、皮屑等生物痕迹。尤其重点对车厢内部进行了高灵敏度的药物残留检测，结果依然是阴性，未能检出任何咪达唑仑或其代谢物的残留。王萌亲自将桥洞现场提取制作的精细车轮印石膏模具，与孙强面包车的四个轮胎花纹进行了逐寸对比。结果显示，无论是轮胎的品牌型号、花纹的独特磨损特征、还是车辆本身的轴距轮距，都与现场留下的印痕存在显著且无法解释的差异。
所有的技术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孙强的这辆红色面包车，根本就不是10月23日晚上出现在桥洞现场、带走阿明的那辆车！
面对这些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和王萌对收条伪造特征的犀利指证，孙强额头上的冷汗终于涔涔而下，他之前那点强装的镇定彻底土崩瓦解。他哭丧着脸，双手紧张地绞在一起，带着哭腔交代：“警察同志，我……我说实话！我全说！我是怕……怕你们把我当成拐卖人口的或者杀人犯！我……我撒谎了！10月23日晚上我根本没拉什么流浪汉，我……我跟我相好的在她在出租屋里打麻将呢，打了一通宵！那张收条……是……是我自己瞎写的，按的我自己的手指印，字也是我找隔壁小孩照着瞎画的，就是想……想糊弄过去，证明我没干坏事……我去桥洞那边，确实是想找点便宜劳力，但那天根本没找到合适的，看了一圈就走了……穿这蓝外套是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服，耐脏，便宜，干活的人都这么穿……”
他提供的麻将牌友信息和具体时间地点，经过外围侦查员的快速核实，确认了他10月23日晚上拥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所谓的“雇用阿明”，纯属子虚乌有。
一场看似柳暗花明的突破，转眼间又成了一条彻头彻尾的死胡同。张野靠在冰冷的金属椅背上，用力揉着发胀刺痛的太阳穴，一股深沉的无力感席卷而来。这种感觉他太熟悉了，在追查表弟小远失踪案的漫长岁月里，他经历过太多次这种从希望的山巅瞬间跌入失望谷底的循环。每一次看似可靠的线索，最终都像阳光下的泡沫一样碎裂，只留下更深的迷雾和更沉重的疲惫。
“那你知不知道，”张野压抑着胸腔里翻涌的失望和烦躁，用尽可能平稳的语气继续追问，“在桥洞附近，除了你，还有没有别人，也经常开着你这种红色的车，或者别的什么车，去找流浪汉？有没有什么固定的人或者车辆？”
“有啊！怎么没有！”孙强像是突然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急于表现自己的配合，以求宽大处理，他忙不迭地说道，语速飞快，“那边经常有像我这样的，开着小货车、面包车，或者一些工地上的小工头，跑去拉流浪汉当临时工。给口饭吃，或者象征性给几块钱，甚至就给包便宜烟就行，主要是干些没人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危险的活。红车、白车、蓝车……什么颜色的都有！穿什么衣服的也都有，这太普遍了！根本没法查！”
孙强的这番交代，像是一盆冰水，彻底浇熄了专案组围绕“红色面包车”和“深蓝外套”刚刚燃起的微小希望。这两个原本就模糊不清的线索，经过孙强这个“假嫌疑人”的“证实”，彻底被泛化、庸俗化，失去了任何特异性的调查价值。侦查工作仿佛刚在浓雾中看到一点摇曳的灯火，走近却发现只是一片虚无，四周的雾气反而变得更加浓重，更加令人窒息。
张野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窗外豫中市彻底被夜幕笼罩，远处市中心的霓虹灯勾勒出冰冷而陌生的建筑轮廓。办公室里的空气凝重得几乎要滴出水来。
就在这时，王萌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