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煤炉旁，指尖捏着块刚烧红的木炭，看着它在手里慢慢变黑，烫得指腹发麻也没松开。炉子里的火苗舔着炉壁，把床底木箱的影子拉得老长，那里面藏着的刀，像在跟我较劲似的，隔着木板都能透出股冷意。
上回在蒸水大桥下差点被警察发现，我老实了两天。可这两天夜里，只要一闭眼，耳边就会响起警车开过的声音，不是真的警笛，是我脑子里的幻听。有时候幻听里还混着女人的哭声，分不清是赵琳的，还是王芳的。我知道这是怕了，可越怕，心里那股痒就越厉害，像有只虫子在骨头缝里爬，非要再找个“出口”才能止痒。
傍晚的时候，我翻出那件深灰色的风衣，是去年在二手市场淘的，领口磨得发亮，袖口的破洞用针线缝过，针脚歪歪扭扭的。又找了副双层手套，内层是乳胶的，外层是蓝色棉手套——上次在出租屋用胶带缠手，总觉得不够灵活，这次戴两层，既防滑又不留指纹，我觉得万无一失。
出门前，我把刀用旧布裹了三层，塞进帆布袋，又往袋子里塞了块抹布——万一需要清理现场，能派上用场。骑上摩的，我没敢往老城区去，也没走蒸水河沿岸，而是往市郊的厂区开。那里夜班女工多，后巷偏僻，没什么监控，最适合动手。
到厂区附近时，天已经黑透了。厂区后门的路灯忽明忽暗，像在打盹。我把摩的停在远处的废品站后面，用破布盖好，然后沿着围墙的阴影往后门走。风从围墙缝里灌进来，吹得后巷的铁皮广告牌“哗啦啦”响，和远处机器的低鸣混在一起，倒成了最好的掩护。
我站在阴影里，看着女工们三三两两从后门出来，说说笑笑地往宿舍方向走。她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脸上带着夜班后的疲惫，手里拎着饭盒或水杯。我的手插在风衣口袋里，指尖摩挲着双层手套的边，眼睛紧紧盯着人群，寻找落单的目标。
没过多久，我看到了她。她一个人落在后面，背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有些乱。她在铁门旁停下，掏出门卡，犹豫了一下，可能是在想走哪条近路——厂区后巷有两条路能到宿舍，一条是路灯亮的大路，一条是没灯的小路，我猜她会选小路，毕竟夜班累，想早点回去休息。
我慢慢走过去，故意把声音压得温和些，像个好心的工友：“妹子，后门这边路黑，我送你到宿舍吧，顺路。我也是厂里的，刚换完班。”
她抬头看我，眼神里带着警惕，目光扫过我的口罩和风衣，又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门卡：“你……你是哪个车间的？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是临时来帮忙的，在维修车间，就干几天。”我随口编了个理由，又指了指远处的摩的，“你看，我车就停在那边，送你过去很快，不耽误事。”
她又犹豫了几秒，看了看黑漆漆的小路，又看了看我，最后点了点头：“那……好吧，麻烦你快点，我有点怕黑。”
我心里一阵窃喜，脸上却没表现出来，侧身示意她跟上。我们穿过铁门，我顺手把铁门带上，门闩“咔哒”一声落下，在安静的后巷里格外清晰。后巷更黑了，只有一盏路灯，光像被风吹散了一样，铺在地上发虚，碎石子在脚下“嘎吱嘎吱”响。
就在她低头看路的瞬间，我猛地扑了上去，左手捂住她的嘴，右手用手臂勒住她的脖子，把她往铁门上按。她拼命挣扎，肩膀用力向后顶，脚跟在地上乱蹬，碎石子被踢得“啪啪”响，帆布包从肩上滑下来，里面的饭盒掉在地上，饭菜撒了一地，香味混着泥土味飘过来。
我把她死死按在铁门上，门被撞得“咣当”一声，回声在巷子里炸开，吓得我心里一紧——生怕引来巡逻的保安。我更用力地勒住她的脖子，能感觉到她的呼吸越来越弱，身体的挣扎也从剧烈变成了轻微的抽搐。混乱中，我听见自己的手套“哧啦”一声裂开了一道口子，像是什么细小的东西被撕开。我没在意，以为只是外层的棉手套破了，心里只想着快点让她安静下来。
过了大概一分钟，她的身体彻底软了下去，头歪在一边，眼睛睁得很大，里面还带着没散去的恐惧。我松开手，大口喘着气，手背有点痒，像是有汗渗出来。我不敢有丝毫大意，又把她的外套扯下来——那是件蓝色的工装外套，还带着厂区的标志。我把外套绕在她的脖子上，双手抓住两端，用力勒了两圈，直到确认她的颈动脉不再跳动，才松开手。
四周又恢复了寂静，只剩下风穿过铁皮的“呜呜”声，还有远处机器的低鸣。我把她的身体拖到一堆废料旁，那里堆放着破旧的铁管和废弃的纸箱，堆得很高，正好能遮住她。我用几块木板把她的身体盖住，又往上面扔了些碎纸壳和塑料袋，尽量让一切看起来像堆没人管的垃圾。
做完这些，我开始仔细清理现场。我捡起地上的饭盒，把里面的饭菜倒进旁边的下水道，然后把饭盒扔进废品堆——怕上面有我的指纹，虽然我戴了手套，但还是小心点好。我又用她的帆布包擦掉铁门上的脚印和手印，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