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我看见她了。她从河堤对面的小巷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棕色的医药箱，是那种最老式的，上面还印着“衡阳卫生所”的字样，边角都磨得发白了。她的肩带勒得很紧，把灰色的棉袄都压出了一道印，走路时，医药箱会随着脚步晃，里面的玻璃药瓶撞在一起，发出“叮当、叮当”的轻响，在安静的河堤边格外清晰。我一眼就认出她了，前阵子我鼻炎犯得厉害，晚上睡不着，就想去她那里拿点药。她的“诊所”其实就是个铁皮棚子，在河堤边的菜市场旁边，里面摆着一张桌子，几个药柜，墙上贴着几张发黄的海报。我进去时，她正坐在桌子后面嗑瓜子，看见我进来，眼皮都没抬一下，问：“看什么病？”
我说：“鼻炎，晚上睡不着，想拿点药。”
她这才抬起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看我的连帽衫，看我的劳保鞋，看我手里攥着的五块钱——然后翻了个白眼，把瓜子壳吐在地上，说：“没钱别来耽误我时间。我这的药都是进口的，最便宜的也要二十块，你这点钱，连挂号费都不够。”
我当时脸就红了，攥着那五块钱，手心里全是汗。我说：“能不能便宜点？我就想拿点能缓解的药。”
她冷笑了一声，站起来收拾桌子：“缓解？喝热水最缓解，回家喝热水去吧。别在这占地方，我还要做生意呢。”
我只能灰溜溜地走了，出门时，还听见她跟旁边的人说：“现在什么人都有，五块钱还想来拿药，真是穷疯了。”
那句话，我记到现在。晚上躺在家里，一想起她那副看不起人的样子，想起她翻白眼的表情，心里就像有团火在烧，烧得我睡不着觉。现在，她就走在河堤上，离我只有二十米远，我看着她孤单的背影，看着她手里沉甸甸的医药箱，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她经常独自走河堤，没人管，就算出事了，也没人会很快发现。
我把烟扔在地上，用脚踩灭，发动摩的，慢慢跟在她后面。她好像没察觉到，还在往前走，偶尔会停下来，整理一下医药箱的肩带，或者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我在她身后十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压低声音，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些：“大姐，前面那段河堤没灯，我送你到路口吧，不要钱。”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我。我的帽子压得很低，她只能看到我的下巴和嘴巴，看不到我的眼睛，也看不到我左眼角的疤。她皱了皱眉，好像在犹豫，又好像在怀疑。过了一会儿，她往河堤深处望了望——前面那段路确实没灯，黑漆漆的，只能看到树影在风里晃。她又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医药箱，叹了口气，说：“……那麻烦你了。”
我心里一阵窃喜，脸上却没表现出来，只是点了点头，侧身把医药箱接过来。箱子比看起来重得多，我放在脚踏板上时，能感觉到里面的药瓶在动，发出“叮当”的声响。她坐上后座时，犹豫了一下，然后轻轻抓住了我的衣角——她的手指很凉，透过连帽衫的布料传过来，让我想起砖窑路那个姑娘抓着我衣角的样子。
“坐稳了。”我说着，发动了摩的。车开起来时，风从耳边吹过，带着河水的潮气和泥土的味道。我故意往河堤内侧的小路开，这里离主路远，没有行人，只有偶尔从草丛里窜出来的野猫，吓得我心里一紧。她没说话，大概是累了，偶尔会有风吹起她的头发，拂过我的后颈，有点痒。我一边开车，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前面那段路有棵老柳树，是老码头的旧址，石阶塌了半截，平时没人去，正好可以在那里动手。我甚至已经想好了怎么勒住她的脖子，怎么处理现场，怎么绕开有监控的路口回家——砖窑路那次的经验，让我这次更有底气。
开到老柳树下时，我停了车。这里的风更大，吹得柳树枝“哗哗”响，像有人在哭。河水拍打着石阶，发出沉闷的“咚咚”声，像是在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打鼓。“到路口了？”她往前倾了倾身，伸手要去拿脚踏板上的医药箱。就是现在。我没回头，直接从座位上转过身，右臂猛地环住她的脖子，手肘顶住她的下巴，把她的头往我怀里按。我没敢用那条碎花围巾，怕留下纤维，用手臂勒更保险，皮肤接触的痕迹，风吹日晒几天就没了。
她的身体瞬间僵住，接着就开始挣扎，双手乱挥，想推开我，脚跟在地上乱蹬，踩得石子“咯吱、咯吱”响，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格外刺耳。医药箱“啪”地掉在地上，盖子弹开，里面的东西全滚了出来：一个银色的听诊器，胶管缠在石头上，像条蛇；几瓶药摔碎了，白色的粉末混着河水的潮气，散发出一股苦涩的味道，飘进我的鼻子里，让我想起小时候生病时喝的中药；还有一个蓝色的笔记本，上面记着密密麻麻的字，大概是她的诊病记录，掉在地上时，页面被风吹得翻了好几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