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阳光透过审讯室的百叶窗，在地面投下一道道狭长的光影，像被切割开的记忆碎片。赵卫国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三份关键证物：泛黄的黑色笔记本、装着蓝色牙刷的透明证物袋、印着DNA分型图谱的报告。他指尖轻轻摩挲着笔记本的封皮，十三年前第一次摸到这粗糙皮质的触感，仿佛还在掌心发烫。
陈明勇被铐在对面的铁椅上，低垂的头颅让额前的乱发遮住了眼睛。他穿着看守所统一的灰色马甲，背后印着编号，坐姿僵硬得像尊生锈的雕塑。审讯室里很静，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在回荡，每一声都像敲在两人之间看不见的屏障上。
“1988年9月17日，你在铅锌厂家属院，见到了林晓燕。”赵卫国没有绕弯子，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重量，“那天她穿着白色连衣裙，手里拿着刚买的连环画，正要回家给弟弟讲故事。你为什么要拦住她？”
陈明勇的肩膀明显抖了一下，垂在身侧的手悄悄攥紧，指节泛白。他沉默了足足半分钟，才用沙哑得像砂纸摩擦的声音开口：“我……我只是想跟她要根烟。”
“她才十七岁，不抽烟。”赵卫国把林晓燕的照片推到他面前，照片上的女孩扎着马尾，笑容明亮得能驱散阴影，“你要不到烟，就把她拖进了楼道拐角的杂物间。她反抗时，指甲划伤了你的手臂，对吗？”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撬开了陈明勇紧绷的神经。他猛地抬头，眼底布满血丝，声音陡然拔高：“是她先看不起我！我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她看我的眼神像看垃圾！凭什么她能活得那么好，我却连顿饱饭都快吃不上？”
“所以你就剥夺了她活下去的权利？”赵卫国的声音冷了下来，“你把她的白连衣裙染成红色，把她弟弟等不到的连环画扔在垃圾桶里，然后看着她的家人疯了一样找她，你觉得很痛快？”
陈明勇的呼吸变得急促，胸膛剧烈起伏。他想反驳，却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最终只能颓然垂下头，喉咙里发出像困兽般的呜咽。赵卫国没有停下，继续抛出下一个名字：“1994年6月21日，供电局宿舍。宋佳刚下班，手里提着给母亲买的降压药，她甚至没看清你的脸，就被你从背后捂住了嘴。你为什么选她？”
“她……她跟林晓燕很像。”陈明勇的声音带着哭腔，“那天她穿的白衬衫，跟林晓燕的连衣裙颜色一样。我看到她从单位出来，手里拎着药袋，走路的样子很轻快……我就是觉得，她不该那么轻松。”
“不该轻松？”赵卫国拿起宋佳的笔录复印件，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她母亲常年卧病，父亲早逝，她一个人打两份工，白天在供电局抄表，晚上去餐馆洗盘子，就为了给母亲凑医药费。你觉得她的轻松，是凭空来的？”
陈明勇的头垂得更低了，眼泪滴落在裤腿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审讯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挂钟的声音还在固执地向前推进，像在丈量正义与罪恶之间的距离。
这场审讯持续了整整三天。每天从清晨到深夜，赵卫国和小王轮流上阵，一点点剥离陈明勇层层包裹的伪装，把那些藏在黑暗里的罪恶，拽到阳光下暴晒。陈明勇的供述从最初的抗拒、狡辩，到后来的崩溃、麻木，每一个细节都像一把刀，划在在场所有人的心上。
他承认自己1998年连续作案，是因为看到报纸上关于“连环杀人案”的报道，发现全城都在恐惧他的名字，那种被关注的感觉让他上瘾；他承认威胁何影时，故意在她女儿的照片背面写“不听话就见不到孩子”，就是要让她永远活在恐惧里；他甚至承认，2012年回陈家村时，看到堂弟陈明亮家墙上挂着的全家福，曾动过要把这家人也拖进深渊的念头，只是怕暴露身份才作罢。
“我知道自己是个怪物。”最后一天审讯结束前，陈明勇突然开口，声音平静得可怕，“但我控制不住自己。每次看到那些笑得开心的人，我就想把他们的笑容撕下来，看看下面是不是跟我一样，全是烂掉的肉。”
赵卫国没有回应，只是默默收拾好卷宗。走出审讯室时，走廊里的灯光惨白，他靠在冰冷的墙壁上，掏出口袋里的烟，却发现手抖得连打火机都打不着。小王走过来，帮他点燃烟，轻声说：“赵队，都结束了。”
“没结束。”赵卫国吸了一口烟，烟雾模糊了他的眼睛，“要等判决书下来，等家属们真正放下，才算结束。”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的那天，赵卫国特意去了何影所在的城市。何影已经在一家幼儿园找到了工作，负责照顾小班的孩子。当赵卫国出现在幼儿园门口时，她正蹲在地上，帮一个摔倒的小女孩擦眼泪，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与十三年前那个怯懦的女人判若两人。
“赵警官。”看到赵卫国，何影愣了一下，随即快步走过来，手里还攥着一块印着小熊的手帕。
“想跟你说一声，案子移送给检察院了。”赵卫国把一份打印好的案件进展递给她，“陈明勇全部招了，你的证言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