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车停在军管会后门时，顾砚深的手腕已经被手铐勒出了红印。两名战士一左一右押着他，穿过狭长的走廊，脚步声在空旷里回荡，每一步都像踩在紧绷的弦上。走廊两侧的房间里传来打字声、说话声，透着忙碌的气息，与他此刻的处境形成尖锐对比。
“进去。”战士推开一扇厚重的木门，里面是间不大的审讯室，正中央摆着一张长桌，桌后坐着两个人——之前逮捕他的李同志，还有一个年轻的姑娘，手里握着钢笔，面前摊着笔记本，应该是记录员。长桌对面放着一把铁椅，椅面冰凉，显然刚有人坐过，还留着一点余温。
顾砚深被按在铁椅上，手铐“咔嗒”一声锁在椅腿的铁环上。他试着动了动，手腕被勒得更疼，只能放弃挣扎，抬头看向李同志。李同志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档案，封面写着“顾砚深”三个字，下面盖着“保密局档案”的红章，显然是从之前的保密局调过来的。
“顾砚深，1945年加入国民党，同年进入军统特训班，1947年调往上海站，1948年晋升副站长，对吧？”李同志翻开档案，声音平淡却带着压迫感，“说说吧，你和共党有什么勾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谁是你的联络人？”
顾砚深挺直脊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李同志，我没有通共，相反，我是1945年由我党选中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代号‘墨竹’。我的直接联络人是苏清禾，之前孟良崮战役的兵力部署、淮海战役的后勤补给线情报，都是我通过她传递给组织的。”
“苏清禾？”李同志抬眼，眼神里满是质疑，他从档案里抽出一张纸，推到顾砚深面前，“这是1947年的抓捕记录，上面写着‘顾砚深带队突袭清禾书店，抓获共党联络员苏清禾，当场缴获情报若干’。你现在说她是你的联络人？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顾砚深看着那张泛黄的记录，指尖无意识地划过纸面，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他想起那天的场景——苏清禾穿着蓝布旗袍，看到他带队进来时，眼里没有惊讶，只有信任的眼神，她知道这是苦肉计。“那是苦肉计！”顾砚深急道，声音忍不住提高，“当时苏清禾已经被叛徒陈立伟出卖，联络点暴露，我没办法，只能假装抓捕她，才能保住她的命，也保住我自己的身份！我故意打偏了枪，只伤了她的胳膊，还提前给她画了逃生路线，让她从书店后门的小巷跑，老周在巷口接应她，她假死隐居在苏州乡下，现在还活着！”
“假死？隐居在苏州乡下？”记录员小张停下笔，抬头看着顾砚深，眼里满是好奇，“顾砚深，你说的苦肉计，有证人吗？比如那个老周，或者其他知道内情的同志？”
顾砚深沉默了。老周在解放后被军管会带走调查，现在下落不明；苏清禾的隐居地是他们俩的秘密，只有他知道具体位置；当时参与接应的同志大多已经转移，他根本联系不上。“当时只有我和苏清禾知道详情，她的旧部可能不清楚具体情况。”他低声说，语气里带着无奈，“但我可以说出苏清禾隐居的村子，你们可以去调查，只要找到她，就能证明我说的是真的。”
“村子名字？”李同志追问。
顾砚深张了张嘴，却又闭上了。他不能说——苏清禾隐居的地方很隐蔽，要是军管会的人贸然去找，万一被国民党残余发现，苏清禾就危险了。他已经因为自己的身份被误解，不能再连累苏清禾。“我……我暂时不能说，我要确保她的安全。”
“不能说？”李同志敲了敲桌子，声音陡然变沉，“顾砚深，你这是狡辩！没有证据，空口说白话，谁会信你？你要是老实交代你通共的细节，比如传递过哪些情报、还有哪些同伙，组织还能考虑从轻处理。要是继续顽抗，后果你自己清楚！”
顾砚深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疼得他清醒了些。他知道，李同志现在根本不信他，多说无益，而且他不能出卖其他潜伏同志，哪怕只有一丝风险也不行。“我没有通共，也没有同伙，我说的都是实话。”他抬起头，眼神坚定地看着李同志，“我知道现在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但我可以等，等你们找到苏清禾，等你们核实我传递的情报，总有一天能证明我的清白。”
李同志盯着他看了几秒，见他不肯松口，冷笑一声：“看来你是打算顽抗到底了。小张，把他的话都记下来。”说完，他合上档案，站起身，“审问暂停，先把他押往看守所，等找到证据，再跟他算账。”
两名战士走进来，打开顾砚深的手铐，押着他往门外走。顾砚深回头看了一眼那张抓捕记录，心里满是委屈——那张记录本该是他保护同志的证明，现在却成了指控他的证据，这种荒唐的处境让他胸口发闷。
穿过军管会院子时，顾砚深的目光突然被不远处的场景吸引——两名战士押着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过，是小王！小王的胳膊被反剪着，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有些灰尘，显然是被抓了。顾砚深心里一紧，刚要喊小王的名字，就被身边的战士按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