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砚深在安全屋待了整整一天，直到傍晚才敢动身。他把小王留下的干粮和红薯仔细收好，又将怀表里的党徽油纸摸了一遍，确认没遗漏任何东西，才轻轻推开木屋的门。
外面天色渐暗，远处传来零星的欢笑声，是解放后的百姓在庆祝。他贴着墙根走，目光警惕地扫过每一条岔路——老张的人可能还在搜捕，他不敢有丝毫大意。走了约莫半个时辰，才走到通往市区的大路，路上能看到穿着灰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在维持秩序，他们脸上带着笑意，偶尔会和百姓打招呼，气氛平和得让顾砚深有些恍惚。
他混在人群里，往军管会的方向走。军管会设在原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政府旧址，门口挂着“上海市军管会”的红色木牌，门口有两名战士站岗，身姿笔挺。顾砚深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襟，打算主动上前说明身份——他手里有传递情报的证据，还有苏清禾假死的线索，只要能见到负责人，总能说清楚。
可还没走到门口，他的目光就被旁边的公告栏吸引了。公告栏上贴满了红色的通告，最显眼的一张是“捉拿国民党残余分子名单”，白纸黑字，上面的名字按笔画排列，他的目光下意识往下扫，心脏猛地一缩。
“顾砚深”三个字赫然在列，后面跟着一行小字：“原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副站长，通共嫌疑，被俘后另行处理。”
顾砚深的手脚瞬间冰凉，他凑得更近了些，反复确认那三个字，没错，就是他的名字。“通共嫌疑”四个字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他明明是为党潜伏的地下党，却被自己人列为“国民党残余”，还要加上“通共嫌疑”的罪名，这荒谬的指控让他气血翻涌，差点站不稳。
他想起秦仲庭，想起之前两次被暗杀的经历，原来组织的误解从来没解除。他攥紧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疼得他清醒了些——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得找到证据，找到能证明他身份的人。
第一个念头就是老周钟表行，老周是组织的联络员，肯定能证明他的身份。他转身离开军管会，脚步比来时更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老周，找到组织。
老周钟表行在静安路的一条弄堂里，之前他来对接过好几次，闭着眼都能找到。可当他走到弄堂口，却愣住了——钟表行的卷闸门拉得严严实实，门上贴着一张黄色的封条，上面盖着“上海市军管会治安科”的红章，写着“查封”二字。
“怎么会这样……”顾砚深喃喃自语，快步走到钟表行门口，手指轻轻碰了碰封条，封条还很新，显然是刚贴上没多久。他往周围看了看，看到隔壁杂货店的张婶在门口收拾东西，赶紧走过去。
“张婶，您好。”顾砚深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请问老周钟表行怎么被查封了？老周师傅去哪了？”
张婶看到他，愣了一下，赶紧放下手里的东西，拉着他走到店里，小声说：“你是老周的朋友？唉，别提了，解放当天下午，就有军管会的人来把店封了，说里面可能有国民党残余，老周师傅也被带走了，说是要调查，至今没回来呢。”
“被带走调查了……”顾砚深的心沉到了谷底，老周是他最后的希望，现在连老周也联系不上了。他靠在杂货店的货架上，看着外面紧闭的钟表行，突然觉得无比孤单——组织的人被调查，自己被列为残余，陆山河还在战俘营，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张婶看着他脸色不好，递过一杯水：“小伙子，你别太担心，老周师傅是个好人，应该没大事，就是现在查得严，过段时间说不定就回来了。你要是找他有急事，等过几天再来看吧。”
顾砚深接过水杯，说了声“谢谢”，心里却没底。他喝完水，又问了几句老周被带走时的情况，张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是几个穿军装的人来带的，没说原因。他谢过张婶，走出杂货店，漫无目的地在弄堂里走。
街上的红旗还在迎风招展，孩子们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歌声清脆，可顾砚深却觉得心里一片灰暗。他摸出怀表，打开表盖，里面的党徽油纸已经被反复摩挲得有些皱了，铜色的党徽还亮着。他小心翼翼地展开油纸，指尖碰到党徽，心里默念：“我不是残余，我是自己人，我是墨竹，我没背叛组织。”
就在他站在街角发呆时，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传来：“顾哥？真的是你！”
顾砚深猛地抬头，看到小王从对面的巷口跑过来，脸上又惊又喜。小王穿着一身蓝色的粗布衣裳，头发有些乱，显然是在到处找他。
“小王？你怎么在这？”顾砚深又惊又喜，赶紧拉着小王走到巷子里，避开路人的目光。
“我找你好几天了！”小王喘着气，手还在抖，“安全屋那边我不敢去，怕有老张的人盯梢，就想着来老周钟表行附近碰碰运气，没想到真遇到你了！顾哥，你没事太好了！”
“我没事。”顾砚深问，“陆山河呢？他在战俘营怎么样了？有没有受苦？”
“陆哥没大事！”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