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砚深驱车回到保密局时，办公楼里只剩零星几个加班的科员。他没去公共复印室，直接拎着公文包冲进自己的副站长办公室，反锁上门，还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国民党上海撤退计划”太重要，每一步都不能有差错。办公桌上的台灯亮着，他从怀里掏出折叠的计划，小心翼翼展开，指尖划过“4月20日吴淞口撤退”“携带地下党名单及军事机密档案”的字样，心脏忍不住发紧。
这份计划要是落到国民党总部手里，上海的地下党同志会面临灭顶之灾。他快速从抽屉里拿出复印机，插上电源，将计划放在扫描台上。机器运转的“嗡嗡”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顾砚深盯着屏幕，眼睛都不敢眨——生怕复印不清楚，影响组织判断。每复印一页，他就把原件放回公文包，复印件叠好塞进内袋，等全部复印完，又将复印机里的残留墨粉清理干净，连废纸都扔进碎纸机，彻底销毁痕迹。
“必须尽快把复印件传给组织。”顾砚深看了眼手表，下午3点，离下班还有两个小时，他得找个合理的理由出门。他翻出一份无关紧要的后勤报表，假装要“送文件去市局”，在出门登记本上写下记录，又故意去隔壁科室跟科员李打了招呼：“我去市局送份报表，晚点回来，要是赵站长找我，让他给我打电话。”
科员李点头应下，没多想——顾砚深平时也常去市局送文件，没人会怀疑。顾砚深拎着公文包，里面装着原件和报表，看似平常地走出办公楼，开车直奔晓禾花店。他特意绕了两条路，从后视镜确认没有跟踪的车辆，才敢拐进花店所在的巷子。
推开花店门，风铃“叮铃”响了，却没看到林晓的身影。货架上的玫瑰有些蔫了，显然没人打理，收银台压着一张折叠的纸条，是林晓的字迹：“组织临时转移联络点，去老周钟表行（静安路15号），老周已归队，暗号‘修表要零件’。”
顾砚深心里一紧——联络点突然转移，难道是出了什么事？他没敢多留，立刻驱车赶往静安路。老周钟表行藏在巷子深处，木质招牌上的“老周修表”四个字已经褪色，门口挂着“营业中”的木牌。推开门，一股旧钟表的金属味扑面而来，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旧钟表，指针“滴答”作响，像在为撤退计划倒计时。
老周正蹲在柜台后修表，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细小的螺丝刀。听到动静，他抬头看了眼顾砚深，没说话，只是问：“先生修表？还是换零件？”
“修表要零件。”顾砚深报出暗号，声音压得极低。老周立刻放下手里的活，起身关上门，还挂上“暂停营业”的牌子，转身对顾砚深说：“顾同志，你可算来了，组织一直在等这份撤退计划。”
顾砚深从内袋掏出复印件，递给老周：“计划里写着4月20日从吴淞口撤退，还要带走上海地下党名单和军事机密档案，名单一旦被带走，同志们就危险了，必须在撤退前销毁。”
老周接过复印件，手指因为紧张微微发抖，他快速翻看，眉头越皱越紧：“这份计划太关键了，我今晚就把它传给组织，让同志们尽快排查名单，销毁档案。”他顿了顿，抬头看向顾砚深，语气凝重，“顾同志，你最近要格外小心，组织收到消息，赵怀安好像开始怀疑你了，上次你去南京，他私下查过你的行踪。”
顾砚深心里一沉——赵怀安是上海站站长，要是被他发现身份，后果不堪设想。“我知道了，会注意的。”他刚说完，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林晓气喘吁吁地冲进来，手里攥着一张纸：“顾同志，老周同志，这是组织刚找到的地下党名单副本，你帮忙确认一下，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同志。”
顾砚深接过名单，逐行翻看，上面记录着三十多个地下党同志的名字和联络方式。他看得仔细，生怕错过一个名字，直到翻到最后一页，也没看到“苏清禾”的名字，心里瞬间松了口气——苏清禾是他早期的联络人，之前为了安全假死，现在看来，她的身份没暴露，还在安全的地方。
“名单里没有苏清禾同志，其他同志我大多有印象，应该是全的。”顾砚深把名单还给林晓，“尽快把名单传给负责销毁的同志，别耽误时间。”
林晓点头，将名单叠好塞进怀里：“你放心，我现在就去。对了，赵怀安可能已经察觉你拿了计划，你回局里后小心应对，以后别再来联络点，我们用‘修表留言’传递消息——你把要传的消息写在纸条上，放在钟表行门口的邮箱里，我会定期取。”
老周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蓝色封皮的小本子，递给顾砚深：“这是新的暗号本，里面有对应的数字暗号，避免消息被截获。”顾砚深接过暗号本，塞进公文包，看了眼手表：“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局里，不然会引起怀疑。”
老周和林晓没多留，送他到门口，林晓还特意叮嘱：“路上注意安全，要是被跟踪，就往市局方向开，那里有我们的同志能接应。”顾砚深点头，推开门快步离开，开车返回保密局。
回到办公楼，顾砚深刚走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