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南的土豆在“以工代赈”的宏大计划下，成为了稳定灾区的硬通货，无数水利工程在灾荒之年反而得以兴修，堪称奇迹。王有财深知，在这巨大的运作过程中，必然充斥着各种狗屁倒灶的事情——克扣工粮、虚报人数、工程偷工减料、地方胥吏上下其手……这些阴暗面，他心知肚明，却无力也无意去事事插手。他只能牢牢抓住土豆的产出、资金的流向和核心工程的质量，确保大方向不出错，至于过程中的污泥浊水，只能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在他忙于协调救灾和督促欧洲军火运输之时，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四川整军会议”也落下了帷幕。会议旨在削弱地方军阀，实现“川军国军化”，其核心便是“国军”的编制和装备由中央调配。结果自然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和听话的刘湘部分获得了最多好处，而其他派系则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和排挤。
这一日，王有财在重庆的办事处刚清静片刻，两位不速之客便联袂来访——正是整军会议上颇感失意的邓锡侯和孙震。
邓锡侯（字晋康）面色还算平静，但眼神深处难掩郁闷；孙震（字德操）则更是直接，脸上带着几分火气。
“王老弟！你如今可是我们四川的财神爷，可不能只顾着自己发财，忘了老兄弟们啊！”孙震一进门就大嗓门地嚷开了，半开玩笑半认真。
王有财连忙起身迎客：“孙军长、邓主任（邓锡侯时任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这是说的哪里话？快请坐，看茶！”
邓锡侯摆摆手，叹了口气：“有财，不跟你绕弯子。这次整军，老蒋偏心偏到胳肢窝了！好装备、新编制都给了别人。我和德操每人手下三四万弟兄，眼巴巴等着换装，结果呢？连一门像样的山炮都没分到！弟兄们手里还是那些老掉牙的破铜烂铁，这要是拉出去和日本人干，不是送死吗？”
孙震接口道：“是啊！听说你从欧洲搞回来一大批好家伙？刘甫澄（刘湘）那边肯定是吃饱了，你可不能看着我们弟兄挨饿啊！怎么样，也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匀点出来？价钱好商量！”
王有财一听，头顿时大了。那批军火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着川军整编的旗号才搞来的，分配权很大程度上在南京和刘湘手里，他自己虽然有一定话语权，但也不可能私自大量倒卖给别人，这可是大忌。
他苦笑着解释：“二位老长官，真是折煞我了。那批军火是有规矩的，但怎么分，是中央和绥靖公署说了算，账目清楚得很，我哪敢私自挪动？那可不是做生意，是掉脑袋的罪名啊！”
见两人脸色越发难看，王有财话锋一转，安抚道：“不过，二位长官的难处，有财明白。这样，我想想办法。波兰、捷克那边或许还能挤出一部分库存，我再通过些私人渠道，尽量为二位筹措一些步枪、机枪和迫击炮，数量不敢保证太多，但一定尽力，让弟兄们多少能换点新家伙，如何？至于山炮……那个实在敏感，容我再想想办法。”
他好说歹说，又是诉苦又是许诺，总算暂时将这两位“化缘”的军头安抚下去，送出了门。看着他们的背影，王有财深深感到一种无力感。依靠外购，终究受制于人，且无法满足全国巨大的需求，更无法应对未来可能被封锁的极端情况。
“必须有自己的兵工厂！”这个念头前所未有地强烈起来。
他立刻开始搜集资料，分析现状。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是山西太原兵工厂（又称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在阎锡山的经营下，规模庞大，能仿制生产从步枪、机枪到山炮、迫击炮乃至炮弹和冲锋枪的一系列武器，水平相当不错。
“阎老西倒是会搞……”王有财看着资料，喃喃自语，“可惜了沈阳兵工厂，规模是太原的五倍！设备全是德国、日本的最新机器，竟然就这么白白便宜了日本人！张小六子（张学良）真是……败家子！”想到东北兵工厂的沦陷，他就痛心疾首。
太原兵工厂成了最好的借鉴甚至合作的对象。他立刻找到刘湘，说明了自己想建设四川兵工厂的想法。
刘湘对此极为支持！如果四川能有自己的兵工厂，那他的腰杆子就硬多了，不再完全受制于中央的装备分配。他当即亲自给太原的阎锡山发了电报，盛赞太原兵工厂的成就，并称有四川商人（王有财）极其仰慕山西的军工成就，欲前往考察学习，望阎公行个方便云云。
阎锡山虽然抠门精明，但对于有人来“学习”他的政绩工程，还是颇为受用的，很快回电表示欢迎。
得到首肯，王有财立刻动身。他没有乘坐飞机，而是选择了行程更慢但更安全的方式，他要一路思考，仔细谋划。
此行目的明确：
实地考察太原兵工厂的组织架构、生产技术、管理模式。
挖人！用高薪厚禄，尽可能地挖走太原厂的技术骨干、老师傅、甚至是管理人员。
采购设备图纸：尽可能购买一些关键设备的图纸或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