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六月，灼热的阳光炙烤着川北和川东的大地。河流断流，塘堰干涸，田地龟裂的缝隙如同大地的伤疤。灾情日益严峻，无数面黄肌瘦的农民拖家带口，开始向相对繁华、且有水源保障的成都、重庆等地迁徙，试图寻找一线生机。重庆街头，流民的身影日渐增多，空气中弥漫着焦虑与绝望的气息。
相比之下，得益于去年王有财力推的水利建设和今年改种的耐旱土豆，川南地区虽也感到旱象，但情况要好了许多，绿意尚存，社会秩序基本稳定。
为了应对这场日益扩大的危机，重庆各界名流在官府的牵头下，于一家高级酒店举行了一场大型慈善募捐大会。四川的军政要员、大地主、大商贾云集于此。主席台上，省主席刘湘面色凝重地发表了讲话，痛陈灾情，呼吁各界慷慨解囊，救助灾民。
台下，各位绅商纷纷响应，你一百大洋，我五百大洋地认捐。数字听起来不少，但无论是刘湘还是在场的明眼人都知道，对于数百万灾民而言，这点捐款无异于杯水车薪，只能缓解一时之急，根本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会场的气氛，在最初的慷慨激昂后，逐渐变得有些沉闷和无奈。
就在此时，王有财站了起来。他今日穿着得体的西装，并未急于上台，而是等到捐款环节稍显疲态时，才缓步走到话筒前。
“各位长官，各位同仁，”他的声音清晰而平静，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方才诸位踊跃捐款，慈悲之心，天地可鉴。王某敬佩。然而，恕我直言，我等今日所捐之银钱，投入灾区，如同将水倒入沙地，顷刻即干，难解根本之渴。”
这话有些刺耳，台下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刘湘也微微皱眉，看向他。
王有财话锋一转：“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直接给钱给粮，只能救急一时。我们要给的，是一份活计，一条生路！”
他提高了音量，抛出了他的核心主张：“我提议——以工代赈！”
“灾民背井离乡，所求不过一口饭吃，一家活命。我们何不将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用自己的劳力，换取报酬，养活自己？”
台下有人忍不住问道：“王先生，说得轻巧，如今灾荒年月，哪有那么多工程可做？”
“有！而且是大工程！”王有财斩钉截铁，“修水利！ 正是因为我们过去水利不修，才导致今日大旱之时束手无策！现在，正是亡羊补牢之时！我们可以组织灾民，在他们自己的家乡，或者在水源尚可的地区，清淤挖塘，修筑堰渠，建设提灌站！ 这不仅给了他们现时的活路，更是为了明年、后年不再受这旱魃之苦！”
接着，他抛出了更具体的方案，并将自己的利益与救灾捆绑在一起：
“我知道，诸位担心工程的钱粮从何而来。我有一策：诸位不必直接捐钱，可以购买我们川南地区即将丰收的土豆。”
他解释道：“我已与杜邦公司签约，在川建设化肥厂，并推广土豆种植。川南的土豆，亩产可达五百斤以上。诸位可以预付资金，购买这些土豆，作为以工代赈的‘工钱’和灾民的口粮。”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批土豆和资金，前往灾区，从流离失所的农民手中，以极低的价格租下他们无力耕种的土地（通常是租用数年），雇佣他们本人，就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兴修水利！工程完成后，土地的生产能力得以恢复甚至提升。”
最后，他做出了一个让全场震惊的承诺：“今年我的土地土豆丰收，我愿意捐出10亿斤土豆救灾。”
这个方案太过于新颖和大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随即爆发出激烈的议论。
王有财的方案巧妙之处在于：
变消耗为投资：将慈善捐款变成了购买实物（土豆）和投资土地租赁、水利建设。
激活资源：将灾民从负担变为劳动力，将荒废的土地重新利用起来。
绑定利益：地主富商们出的钱，变成了实物资本和土地权益，未来有可能获得利润，而非纯粹消耗，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
长远眼光：最终目的是提升四川整体的抗旱能力，并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基金。
刘湘的眼睛亮了起来！这才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率先表示支持：“有财此议，老成谋国！实乃治本之策！我政府当全力支持，协调土地、组织民力！”
有了刘湘的定调，台下那些原本只打算捐点钱应付了事的大地主和商人们也开始认真盘算起来。这似乎……确实比白白捐钱要划算，而且还能落个支持救灾、投资家乡的美名，未来或许真能有点回报。
很快，现场的气氛从单纯的慈善募捐，转向了一场特殊的“项目推介会”。王有财瞬间被一群感兴趣的地主商人围住，询问具体如何操作、如何签约。
一场可能演变成巨大社会危机的灾荒，在王有财“以工代赈”、“土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