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秋收，将王有财的声望推上了顶峰，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富贵烦恼”。
金黄的稻谷堆满了王家每一个角落，谷仓爆满，廊下堆砌，甚至连通往磨坊的路边都临时搭起了防雨的粮垛。王德富老爷子每日巡看，脸上是止不住的笑意，心里却像压了块大石。
“有财啊，喜是喜，可这粮食…粮食也忒多了！”王老爷子找到正在核算数据的儿子，搓着手，又是欢喜又是发愁，“仓廪实固然好，可眼见新粮又要入库，这陈粮堆积如山，粮价已开始松动，长久下去，只怕…”
王有财从账册中抬起头，脸上不见丝毫愁容，反而微微一笑：“爹，您别急。我正有个法子。”
他放下笔，从容道：“咱们给田主商议预付明年的田租。”
“预付田租？”王德富一愣，“这如何预付？”
“不是收现钱，”王有财眼中闪着精光，“是收粮食。跟他们明说，咱们仓库已满，新粮无处可放。谁若愿意，可将明年应交的田租，提前支付给他们。”
王德富先是愕然，随即猛地一拍大腿，眼中爆发出惊喜的光芒：“妙啊！此计大妙！”
这法子一举三得：一是立刻解决了眼前迫在眉睫的仓储压力，将庞大的粮食库存分散到千家万户去储存；二是提前锁定了明年全年的地租收入，规避了未来可能的市场波动风险；三是给了佃户们一个极大的盼头——只要明年风调雨顺，地里的收成就全是自己的，这能极大激发其生产积极性。
消息一出，果然应者云集。王家的仓储压力顷刻间大为缓解，银钱也未损失分毫。
然而，就在这一片欣欣向荣之中，王有财的心却愈发沉重。他比谁都清楚，历史的走向即将迎来一个残酷的转折。
秋收过后，便是冬小麦的播种时节。就在王德富和乡邻们准备照常播种麦种时，王有财再次召开了一次严肃的家庭会议。
“爹，爷爷，明年，不能种麦子。”王有财开门见山，语气凝重。
“不种麦子种什么？胡闹！”王老太爷首先表示反对，“土地岂能闲置一冬？”
“不是闲置，”王有财目光扫过两位至亲，抛出了那个石破天惊的计划：“全部改种土豆（洋芋）！ 我们那三百万亩，以及所有我们能影响到的土地，全部种上土豆！”
“土豆？！”王德富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有财，你莫不是高兴糊涂了？那东西是穷苦人填肚子的杂粮，产量虽尚可，但价贱难销，如何能与我们这精耕细作的水田沃土相比？”
“爹，爷爷，请信我一次！”王有财深吸一口气，开始他半真半假的陈述，“我并非凭空臆想。我通过一些…特殊的商业渠道（他指了指天上，暗示国外的关系），得知一些天文和气象学的预测，明年，川省乃至整个长江流域，恐有特大旱情！ 麦子皆需大量水源，唯有这土豆，耐旱性强，生长周期短，如今冬播，明年春夏之交便能收获，正可避开夏旱时期！”
他继续加码，描绘着诱人的前景：“而且，土豆产量极高！精心耕作，亩产五百斤轻而易举，若施用我带来的新式肥田粉，冲击七百斤也非难事！一担一百斤，即便我们只按一个大洋一担的保底价收购，一亩地也能产出五到七个大洋！这比赌那靠不住的老天爷种粮食稳妥多了！”
他图穷匕见：“我们不仅自己种，还要发动所有农户种！我们以每担一个大洋的价钱，和农户签约，他们种多少，我们收多少！ 我粗略估算，至少还需再签下六百万亩！”
“你疯了？！”王德富骇然失色，“九百万亩的土豆？你收来做什么？那东西吃又吃不完，堆放数日便会发芽霉烂！你是想让我们王家被土豆埋了吗？！”
“酿酒！”王有财掷地有声，“我们建一座前所未有的现代化烈酒厂，将这些土豆全部转化为地瓜烧！这种高度数的纯净烈酒在乡民极受欢迎，利润丰厚无比！而且酒越陈越香，根本不惧囤积！厂址我都看好了，就在泸州，那里水质绝佳，又是水路枢纽，交通便利！”
这个计划太过庞大和超前，王德富和王老太爷被震得半晌说不出话。九百万亩土豆？世界级的酒厂？这投入简直是天文数字，风险大得无法想象！
“有财…这…这绝非儿戏！”王老太爷捻着佛珠的手都在抖，“若你所言旱情为虚，若那洋酒销路不畅，我王家数代基业，必将毁于一旦！此事万万不可！”
眼看无法说服，王有财把心一横，再次祭出了那无往不利的“法宝”。
他凑近两位长辈，声音压得极低，神情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神秘：“爹，爷爷，你们莫非忘了？我出生之日，正是财神赵公明圣诞！ 我之名‘有财’，岂是白叫？自我归来，磺胺、白银、油田、稻谷，何曾失手？此次，我心中感应尤为强烈，此乃天赐良机，非是灾祸，实是救我川民于水火、亦使我王家更上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