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夏秋之交，王有财并未将自己局限于富顺的老宅或威远的工地。他带着查理和几名精干随从，以“考察投资环境、洽谈商业合作”为名，亲自走访了重庆、成都乃至川北的一些重要城镇。他要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切地感受中央势力入川后，这片土地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一路上的见闻，让他对“大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让他调整和完善了自己的布局。
【政治归一：结束割据，政令初通】
王有财的第一站是重庆。这里的变化最为明显。昔日刘湘的“剿匪总部”招牌旁，赫然挂上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的牌子，代表著蒋介石的最高权力。街道上，除了川军的灰布军装，多了许多穿着黄呢军装、操着江浙口音或黄埔官话的中央军官兵。
在一场由重庆商会举办的招待晚宴上，王有财敏锐地捕捉到了氛围的转变。过去，商人们需要周旋于多个军阀的代表之间，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了任何一方。如今，虽然仍需打点，但主要的交涉对象变成了“行营”下属的财政、交通、建设等委员会的代表。
“王先生，如今这生意，倒是比往年好做些许了。”一位经营桐油生意的老商人低声对王有财感慨，“虽说税目依旧繁多，但至少税率、税卡总算有了个统一的章程，不再像过去那样，过了刘师长的卡要交一道，到了邓军长的防区又要加征一道，没个定数。这‘行营’说话，眼下在四川地面，还是管用的。”
王有财点头附和。他深知，蒋介石通过“行营”这套体系，将四川的军事、财政、人事大权逐步收归中央，实质上结束了长达近二十年的防区制割据局面。虽然过程充满政治博弈和妥协，刘湘等本地军阀仍保有相当实力，但一个统一的、至少是表面上统一的四川军政体系正在形成。这为他这样需要大规模、长周期投资实业的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可预测性更高的政治环境。混乱是投机者的天堂，但秩序才是建设者的基石。
【经济整肃：金融改革与交通爆发】
经济上的变化更为直观。在成都，王有财特意去银行街转了转。
“二少爷，您看，”随行的掌柜指着几家银行门口贴出的告示，“国民政府的法币，开始推行了。 省银行发的‘川板’和各地军阀发的‘杂板’，都在限期兑换回收。”
这对于王有财的巨量资金运作至关重要。统一的货币意味着更便捷的结算、更稳定的购买力（尽管法币未来会贬值，但此时相比五花八门、信用堪忧的军阀货币仍是巨大进步），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金融血脉的初步畅通，是经济活力的前提。
然而，最让王有财感到震撼的，还是沿途看到的公路建设场景。
他的汽车行驶在刚刚拓宽的成渝马路上，虽然仍颠簸不堪，但相比以往的泥泞小道，已是天壤之别。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通往川北、川南的方向上，几乎每隔一段就能看到热火朝天的筑路工地。
“老板，这条路是通陕西的，叫川陕公路。”查理根据打听来的消息介绍道，“蒋委员长下了死命令，要‘限期完成，以利剿匪’。你看那些民工，都是各县征调来的。”
王有财看到，在军官和工程人员的监督下，无数四川民工喊着号子，用最原始的锄头、扁担、箩筐，在山岭峡谷间开山劈石。场面艰苦无比，但也蕴含着一种打破封闭的磅礴力量。他知道，历史上这条路的修建充满了血泪，但在当时，其战略意义无可替代。
通过多方打听和查阅行营发布的公报，王有财清晰地掌握了1935年四川公路建设的惊人脉络：
川黔公路：作为“追剿”红军的主力路线，进展最快。1935年3月开工，动用民工十余万人，仅用四个多月，于8月就抢通了重庆至贵阳的公路，堪称奇迹。这条路，成为了第一条可靠的出川南路。
川陕公路：这是北上的咽喉，工程最为艰巨，尤其是剑门关段。全线动员民工超过三十万，日夜赶工。王有财知道，它将在明年全线贯通，成为抗战时连接西北的国际通道和物资生命线。
川湘公路：连接湖南的又一条干线，工程量浩大，也在1935年全面动工，数千公里的测量与路基工程同时展开。
成渝马路：这条四川境内的经济大动脉，在中央督促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和路面加固，通行能力大幅提升。
所有这些工程，都依赖于委员长行营的统一规划和强令督办，以及四川各地政府被动员起来的庞大民力。“公路剿共”是口号，但客观效果是强行将四川拽入了全国交通网络之中。 王有财意识到，他规划的钢厂、药厂所需的机器设备，未来生产出的产品，都将通过这些新生的公路网络运输出去。这笔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是由国家机器完成的，为他省下了天文数字的资金和无穷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