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科长汇合后，陈明远和伊莎贝拉的北上之旅进入了新的阶段。他们不再是孤立的转移人员，而是融入了一支由二十多人组成的、前往延安学习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成分多样，有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有部队的政工干部，也有像陈明远这样被“特招”的技术专家和文化人士。
队伍统一了服装，换上了八路军灰色的制服（伊莎贝拉则是改良过的女兵装束），配备了相应的身份证明和路条。陈明远化名“陈致远”，身份是“从南洋归国的机械工程师”；伊莎贝拉则是他的妻子“陈莎”，一位“受过西式教育、支持抗战的华侨”。这样的身份既符合他们的特征，又能解释伊莎贝拉的外貌和口音，相对不容易引起怀疑。
王科长作为这支队伍的临时负责人，经验老到，安排周密。他制定了严格的行军纪律和保密条例，队伍昼行夜宿，严格按照事先规划好的、由各个交通站和游击队控制的秘密交通线前进。
融入大部队后，陈明远和伊莎贝拉感受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氛围。与之前小分队潜行时的高度紧张和隐蔽不同，这支队伍虽然也在敌占区边缘穿梭，但更多了一种集体的力量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白天行军时，队伍里会有人带头唱起慷慨激昂的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歌声在山谷和田野间回荡，驱散了行军的疲惫，也鼓舞着士气。休息时，大家会围坐在一起，听王科长或者队伍里的老革命讲述长征的故事、抗战的形势、延安的新气象。这些鲜活的故事和深入浅出的道理，比任何书本上的说教都更加打动人心。
陈明远虽然拥有超越时代的科技知识和强大的个人能力，但在这场跨越千里的行军中，他更像是一个虔诚的学生，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这个时代最核心、最鲜活的思想养分。他第一次如此系统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张和奋斗目标，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仁人志士会为了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理想而前仆后继、舍生忘死。
他与队伍里的干部们交流，听他们分析国内外局势，探讨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教训。他发现，这些看似“土气”的干部，往往有着极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的许多观点，即使放在后世也毫不过时。这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智慧，让他深感敬佩。
伊莎贝拉也同样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她出身贵族，受过最精英的西方教育，原本对共产主义、阶级斗争这些概念只有模糊的、甚至带有偏见的认识。但在这支队伍里，她亲眼看到了什么是“为人民服务”，什么是“官兵一致”，什么是“艰苦奋斗”。她看到王科长和干部们与普通战士同吃同住，看到根据地的老百姓真心实意地拥护八路军，看到这支队伍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严明的纪律。
这一切，与她曾经生活的那个充满阶级隔阂、虚伪和掠夺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开始真正理解陈明远为什么会选择这条道路，也开始从内心深处认同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她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主动帮助队伍里文化水平不高的战士识字、学文化，教女战士们一些简单的英语会话和西方礼仪（以便将来可能与国际友人打交道），很快就融入了这个集体，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当然，行军路上并非总是歌声与阳光。他们需要穿越日伪的封锁沟、炮楼林立的“治安区”，时常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有时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不得不连夜急行军，或者绕行更远、更艰难的道路。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队伍在穿越一段敌我拉锯区时，与一小股出来抢粮的伪军遭遇。战斗瞬间爆发！枪声如同爆豆般响起，子弹啾啾地从头顶飞过。
陈明远下意识地就想动用能力保护伊莎贝拉和身边的同志，但他强行忍住了。他看到王科长冷静地指挥战士们占据有利地形反击，看到那些平时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干部和战士，在枪林弹雨中表现得异常勇敢和沉着。他们利用地形，相互掩护，精准射击，很快就将人数占优的伪军打得抱头鼠窜。
这场小规模的遭遇战，让陈明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个人的力量在集体的力量和正确的战术面前是有限的。他收敛了因为能力提升而可能产生的些许自负，更加虚心地向身边的同志们学习军事知识和战斗技能。
漫长的行军，也是对体力和意志的极大考验。伊莎贝拉怀着身孕，虽然大家都很照顾她，但长时间的跋涉依然让她倍感艰辛。她的脚磨出了水泡，腿肿得厉害，晚上常常因为抽筋而疼醒。但她从未抱怨过一句，每次都咬牙坚持，甚至拒绝战士们为她准备的担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