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 8 月底的蚌埠战俘营，清晨的阳光透过帐篷缝隙洒进来，照在日军战俘小野的手背上 —— 他正坐在木板搭的桌子前，一笔一划地给远在日本广岛的家人写信。信纸是皖北后勤队统一发放的，带着淡淡的竹浆味，笔尖是用鹅毛做的，虽然不如钢笔顺滑，却足够他写下对家人的牵挂：“母亲，我很好，这里的人待我们很和善，每天有两顿饭，还有医生看病，很快就能回家了…… 广岛那边还好吗？请一定保重身体。”
帐篷外，传来了清扫的声音。小野放下笔，走出帐篷，看到队员小王正拿着扫帚，清扫营地中间的小路，身后还跟着两名日军战俘 —— 之前在宿州投降的高桥和另一名士兵。“早啊，小野！快来帮忙，今天要把营地扫干净，下午有医生来巡诊呢！” 小王笑着招手，手里的扫帚还在不停挥动。
小野赶紧跑过去，接过小王递来的竹扫帚，跟着一起清扫。高桥一边扫，一边用生硬的中文说：“这里…… 比我们想象的好很多，没有打骂，还有饭吃，之前在徐州，长官说你们会虐待我们，都是骗我们的。” 小王停下扫帚，看着他说：“战争是军队之间的事，你们普通士兵也是受害者，只要你们不搞破坏，我们就会善待你们，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也是做人的本分。”
战俘营的医疗点就在营地东侧，由皖北军区的军医李大夫负责，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巡诊一次。此时，李大夫正给一名患了感冒的战俘量体温，旁边的药箱里放着从日军仓库查获的消炎药和退烧药。“你的体温有点高，先吃两片退烧药，多喝热水，明天我再来看你。” 李大夫说着，将药片递给战俘，还给他倒了一杯温水。战俘接过药片，鞠躬道谢：“谢谢医生，之前在据点里，我们生病只能硬扛，没想到在这里能得到治疗。”
除了基本的饮食和医疗，战俘营还允许战俘每周写两封信，由后勤队收集后，通过盟军的通讯渠道寄往日本。每天下午，战俘们写完信，就会排队将信交给小林 —— 他负责核对信件内容（避免涉及敏感信息），然后统一封装。“这是我给妻子写的，她肯定很担心我。” 一名战俘将信递给小林，眼里满是期待。小林接过信，仔细看了一遍，确认没有问题后，在信封上贴上 “战俘家书” 的标签：“放心，我会尽快交给后勤队，下周就能寄出去。”
更让人意外的是，不少战俘主动提出要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9 月 1 日上午，后勤队要往蚌埠城郊的村庄运送救济粮，人手不够，小林在战俘营里一说，立刻有 20 名战俘报名。“我们想帮忙，也算为之前的过错赎罪。” 高桥代表战俘们说。陆承锋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派了 10 名队员跟着，负责监督和安全。
运粮车上，战俘们和队员们一起扛粮袋，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衣服，却没人抱怨。在村庄里，小野帮着王大娘把粮袋扛回家，王大娘看着他，递给他一个刚蒸好的红薯：“孩子，饿了吧？吃个红薯垫垫。” 小野接过红薯，眼眶微微发红 —— 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也经常这样给晚归的他留着热饭。“谢谢大娘。” 他小声说，咬了一口红薯，甜意从嘴里传到心里。
就在战俘营秩序井然的同时，蚌埠的胜利庆典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9 月 1 日清晨，广场上就挤满了忙碌的身影：张大爷带着村里的青壮年，忙着搭建戏台 —— 戏台用木板拼成，上面铺着红色的绸缎，两侧还要挂上联，上联是 “八年抗战终胜利”，下联是 “亿万同胞庆太平”，横批是 “中华万岁”；刘婶带着妇女们，在戏台周围挂彩带和灯笼，彩带上绣着 “庆祝抗战胜利” 的字样，灯笼是用红纸糊的，一个个挂在戏台周围的树上，格外喜庆；孩子们则拿着小刷子，在广场的墙壁上刷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万岁” 的字样渐渐在墙壁上显现，虽然笔画有些稚嫩，却充满了童真与喜悦。
商铺们也积极参与进来，有的商铺提前歇业，店主带着伙计来帮忙搭戏台；有的商铺免费提供茶水和馒头，放在广场的角落，供忙碌的人们食用；还有的商铺拿出了珍藏的鞭炮和烟花，准备在庆典当天燃放。“抗战胜利是大喜事，咱们这点付出不算啥！” 一家布店的老板笑着说，还把店里最好的红布拿出来，给戏台做幕布。
陆承锋和苏婉清也经常来广场查看筹备进度。“戏台的台阶要再加固一下，避免庆典时人多发生意外。” 陆承锋指着戏台的台阶，对张大爷说。张大爷赶紧让人搬来木板，重新加固：“陆司令放心，保证结实！” 苏婉清则在一旁和刘婶商量秧歌队的安排：“咱们的秧歌队有 50 人，庆典当天先在广场表演，然后沿着街道巡演，让更多百姓看到。” 刘婶点头：“我已经跟姐妹们说了，大家都练了好几天，保证跳得好！”
9 月 2 日，这个注定被永远铭记的日子，皖北根据地的军民们早早地聚集在蚌埠广场上，还有不少村民从周边的乡镇赶来，有的甚至凌晨就出发，只为见证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