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初春的徐州，日军华中总部的临时指挥部里，新上任的指挥官山田正对着地图眉头紧锁。他刚从华北调来接替之前的溃败将领，可眼前的局面比预想中更糟 —— 华中日军仅剩 3 个师团残部，兵力不足 2 万人，分散在徐州、郑州、济南等几个大城市，武器多是老旧步枪，弹药只够维持三个月，士兵们士气低落到极点，每天都有逃跑的报告。
“将军，皖北 - 苏北 - 豫东的新四军已经连成一片，他们的兵工厂还在生产新武器，昨天还有侦察机报告，他们在徐州外围部署了新的防御工事……” 副官低着头，声音带着颤抖，递上一份战报。山田接过战报，上面的 “新四军兵力 3 万、列装榴弹炮 50 门、雷达 5 台” 字样像针一样扎眼。他沉默片刻，拿起笔在地图上圈出几个城市：“下令，收缩所有外围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徐州、郑州、济南这三座主要城市，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主动出击！” 这道 “固守令”，彻底暴露了日军的被动 —— 曾经妄图横扫华中的侵略者，如今只能龟缩在几座孤城，连主动防御的勇气都已丧失。
日军的被动，正是皖北根据地备战的底气。蚌埠兵工厂里，刘师傅正拿着 1944 年生产规划图，给工人们开会。厂房里，新到的美式机床已经安装调试完毕，墙上挂满了卡宾枪、榴弹炮的生产图纸，角落里还放着一个简易装甲车的木质模型。“兄弟们，1944 年咱们的任务重，也光荣！” 刘师傅的声音洪亮，盖过了机器的轰鸣，“卡宾枪要做到月产 200 支，榴弹炮月产 20 门，还要研发简易装甲车 —— 咱们要让前线的战友们，有足够的好武器打鬼子！”
卡宾枪量产是基础，可研发简易装甲车却是块硬骨头。刘师傅带着 5 名技术骨干，围着木质模型反复研究：装甲车要能防步枪子弹，重量不能太重，还要能搭载 1 挺重机枪和 4 名士兵。一开始，他们用厚钢板做车身，可重量超标，普通马车拉不动；后来换成薄钢板，又担心防护不够。美军军工专家汤姆来考察时，给了个建议：“用两层薄钢板，中间夹一层木板，既能减重，又能增强防护。” 刘师傅立刻试验，用这种方法做的车身，能挡住日军步枪的远距离射击，重量也刚好适合马车牵引。
为了赶进度，工人们分成两班，24 小时不停工。年轻工人赵小虎负责给装甲车安装机枪架，手指被钢板划破了，简单包扎一下继续干：“早一天造出装甲车，前线的战友就能少流点血！” 经过一个月的奋战，第一辆简易装甲车终于下线 —— 车身涂着迷彩色，车顶架着 1 挺重机枪，四个车轮用的是加固的卡车轮胎。陆承锋来视察时，特意坐进装甲车体验：“好！视野开阔，防护也够，以后打鬼子的碉堡，咱们就能用它当移动火力点了！” 到 3 月底，兵工厂不仅完成了卡宾枪和榴弹炮的月产目标，还造出了 3 辆简易装甲车，全部列装给前线突击小队。
就在兵工厂全力生产时，美军援助的 5 部先进雷达也运抵皖北。张铁柱带着通讯兵们，在徐州、蚌埠的制高点搭建雷达站 —— 徐州的云龙山顶、蚌埠的涂山山顶，都竖起了高高的雷达天线。美军技术员杰克手把手教他们操作：“这部雷达能探测 15 公里内的飞机，屏幕上的绿点是友机，红点是敌机，发现红点后，要立刻测算高度和速度，通知防空小队。”
张铁柱学得格外认真，每天抱着操作手册研究到深夜。4 月初的一天清晨，徐州雷达站的屏幕上突然出现两个红点 —— 日军两架侦察机正往徐州方向飞来。“发现敌机！高度 3000 米，速度 400 公里 / 小时！” 张铁柱立刻通过电台通知防空小队。小李带着 5 名防空兵，扛着美式高射机枪，迅速赶到预设的防空阵地。当敌机飞临徐州上空时，高射机枪的子弹瞬间织成一张火网，“砰！砰！” 两声，一架敌机的机翼被击中，冒着黑烟坠毁在郊外的麦田里；另一架敌机吓得赶紧掉头逃跑，却被随后赶来的皖北战斗机（盟军援助的 P-40 战斗机）追上，当场击落。
这次防空作战的胜利，让根据地的防空能力声名远扬。之后的一个月里，日军又先后派出 4 架侦察机，都被雷达提前发现，其中 2 架被击落，2 架被驱离。陆承锋在防空总结会上说：“有了雷达，咱们的防空就从‘被动挨打’变成了‘主动拦截’，以后鬼子的飞机再也不敢轻易来咱们的地盘撒野了！”
与此同时，苏北根据地的建设也热火朝天。在丰县，村民们和士兵们一起修建灌溉水渠 —— 淮河支流的水被引入水渠，流进干涸的麦田。张大妈带着妇女们，每天给干活的人送开水和馒头：“有了这水渠，明年麦子肯定能丰收，咱们再也不用靠天吃饭了！” 水渠修成那天，村民们特意在渠边立了块石碑，上面刻着 “军民同心渠” 五个字。
教育和医疗也跟着跟进。苏北各县都开办了小学，招收平民子女，学费全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