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暮春的徐州，空气中还残留着硝烟的气息，却已被重建的生机悄然取代。曾经被日军炸毁的街道旁，军民们正合力清理废墟 —— 士兵们扛着断梁残柱，村民们拿着扫帚清扫碎石，孩子们则帮着捡拾碎砖，堆放在路边以备重建。陆承锋站在云龙山顶，望着山下忙碌的景象，手里捏着徐州重建规划图，指尖在 “工业局”“商业局” 的标注上轻轻划过：“徐州不仅要收复，更要建成皖北的工业商业中心，为抗战提供坚实后盾。”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是重建的第一步。陆承锋从皖北各市县抽调骨干干部，组建徐州临时政府，下设民政、司法、工业、商业四个局。民政局负责安抚民众、分配住房，局长是曾在蚌埠负责民生工作的老周，他带着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为无家可归的民众安排临时住所，还发放粮食和棉衣：“张大爷，您之前的房子被炸毁了，先住到城西的公房，等咱们把新房建好，再给您搬过去！” 司法局则重点惩治汉奸伪势力，在徐州广场召开公审大会，将 12 名民愤极大的汉奸押上审判台，由民众代表控诉他们的罪行 —— 有的帮日军抓壮丁，有的倒卖粮食给日军，有的残害抗日群众。经过审判，罪大恶极的 5 名汉奸被依法判处死刑，其余 7 人被判有期徒刑，民众们拍手称快，纷纷说：“终于惩治了这些败类，以后徐州就能安稳了！”
工业局的成立让徐州的工业复苏按下 “加速键”。刘师傅被任命为工业局副局长，负责恢复日军遗留的兵工厂和机械厂。他带着工人清理厂房，修复被炸毁的车床，还从宿州兵工厂调来 5 台精密设备，让兵工厂重新投产，主要生产步枪和迫击炮零件；机械厂则转型生产农具和民用器械，每天能造出 30 余件犁耙、20 余台织布机，免费或低价供应给民众。徐州西郊的铁匠王师傅，之前靠手工打铁维生，现在能在机械厂学习使用车床，他拿着新造的犁耙，激动地说：“这机器造的犁就是好用，比手工打的结实多了！以后俺也能当技术工人了！”
商业局则推动商铺复工复市。局长带着工作人员走访徐州的老字号商铺，帮助他们解决货源和资金问题 —— 给绸缎庄协调苏北的棉花，给粮店调配皖北的粮食，给铁匠铺提供煤炭。不到一个月，徐州的主要街道就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商铺门口挂着 “欢迎新四军” 的红绸，摊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市民们提着菜篮采购，脸上满是久违的笑容。陆承锋在商业局考察时，看到这一幕，笑着说：“只有让民众的日子过好了，咱们的政权才能稳固，抗战才能有底气！”
重建工作稳步推进的同时，徐州战役俘虏的处理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陆承锋再次成立 “俘虏管理委员会”，由苏婉清任主任，小林任副主任，延续 “惩恶、教育、分流” 的原则。首先对 200 余名俘虏进行详细甄别，通过查阅日军档案、询问投降士兵、收集民众举报，确定了 15 名罪大恶极的军官 —— 其中包括参与 “三光政策” 的中队长松井、杀害抗日群众的小队长山本，这些人被押到之前他们残害民众的地方，由民众进行公审后，依法执行死刑，告慰了遇难者的英灵。
对于 180 余名普通士兵，委员会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教育改造。每天上午，小林带着他们学习反战理论，观看日军暴行的纪录片，还邀请受害民众讲述经历 —— 徐州东郊的李大爷，儿子被日军抓壮丁折磨致死，他拿着儿子的照片，哽咽着说：“俺儿子才 18 岁，就被你们害死了，你们良心能安吗？” 不少俘虏听着，羞愧地低下了头，有的甚至当场哭了起来。下午，俘虏们参与重建工作，有的帮着清理废墟，有的在机械厂帮忙搬运零件，有的在农场学习种地，通过劳动体会和平的珍贵。
改造结束后，俘虏们迎来分流选择：120 余人选择留在皖北，其中 40 人加入反战宣传队，跟着小林到日军据点附近喊话、散发传单；80 人则参与生产建设，有的在兵工厂当技术工人，有的在农场教村民种植日本的高产水稻；剩余 60 余人因思乡心切，选择待战后遣返回国，被安排在徐州郊外的俘虏营，从事轻体力劳动，定期与家人通信。曾参与徐州防守的日军士兵木村，选择留在机械厂工作，他握着刘师傅的手说：“以前我造武器是为了杀人，现在我造农具是为了救人，这样的生活才有意义。”
徐州重建与俘虏改造初见成效时，皖北军区按计划发起苏北反攻。陆承锋率主力部队北上，与苏北游击队在沛县汇合 —— 这里是之前皖北与苏北贯通的节点，如今成了反攻的前沿阵地。苏北游击队队长赵刚，握着陆承锋的手，激动地说：“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到你们来了！苏北的日军兵力不足，士气低落，正是反攻的好时机！” 两军召开联合作战会议，确定首攻目标为苏北的丰县县城 —— 这里驻守着日军一个小队（约 30 人）和伪军一个连（约 100 人），控制着苏北的粮食产区。
联合部队制定了 “步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