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果是爆炸性的。
《关中农桑要术》的“赞助”消息一经放出，第二天东宫门口的马车就堵成了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龙。
关中地区所有有头有脸的地主豪族，全都挥舞着一沓沓交钞冲了过来。
他们为了抢那个“独家赞助”的名头，险些在东宫门口直接开打。
最后还是戴胄出面，拍板了一个“联合赞助”方案。
捐钱最多的前十名，名字都能印上扉页，只不过字体大小，严格按照捐钱数额依次递减。
即便如此，收上来的钱也足够将这本书印上十万册，甚至还有大笔富余。
丝路的胡商们更为疯狂。
当他们听说可以“预购”附带精准地图的《大唐西域行记》时，眼睛都红了。
他们不缺钱。
他们缺的是信息，是安全。
在茫茫戈壁上，一张能标明水源和驿站的地图，那就是命！
预购款如同决堤的洪水，涌入户部。
数额之巨，让户部的官员们数钱数到手腕发酸，夜里做梦都是交钞的影子。
至于活字署承接的那些“私人订制”业务，更是成了长安权贵圈最新的炫富风向标。
以前，他们比的是谁家园林别致，谁家歌姬动人。
现在，他们比的是谁家能先请活字署印出一部装帧精美的烫金家谱。
某座寺庙印了一批《金刚经》赠予香客，转瞬间香火钱就翻了几番。
某位国公自费给自己新写的诗集印了一千册，遍赠亲友，风雅之名传遍长安。
短短两个月。
活字署不仅扭亏为盈，账上的利润，甚至超过了朝廷一个季度的盐铁税总收入。
戴胄现在看李承乾的眼神，已经不是崇拜了。
那是一种狂信徒在仰望行走于人间的神祇。
他每天雷打不动地来东宫请安，汇报的不再是花了多少钱，而是又赚了多少钱。
每一句话都以“殿下神机妙算”开头。
以“臣对殿下的敬仰之情已无法用言语形容”结尾。
李承乾被他搞得烦不胜烦，最后直接下令。
没有他的传召，户部官员不得靠近东宫五百步之内。
世界，总算清净了。
李承乾心满意足地躺在鱼塘边的摇椅上，微风拂面。
他听着戴胄被挡在宫门外，那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的叫嚷声，觉得这声音比世上任何丝竹之乐都要悦耳。
他以为自己已经把所有的麻烦，都变成了自动运转的永动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
但他忘了。
他亲手打开的，不只是一个印书的作坊。
那是一个名为“舆论”的潘多拉魔盒。
“新书评议会”的出现，彻底点燃了整个大唐读书人的热情。
以往，学术是象牙塔里的禁脔，是一个极小圈子的专利。
一个普通读书人，一辈子可能都见不到孔颖达、颜师古这样的大学究，更遑论与他们当面辩论。
但现在，一切都变了。
长安城里，从国子监门口到东西两市的公告栏，全都贴满了活字印刷出来，最新一期的“评议文章”。
上面不仅有大学究们引经据典的鸿篇巨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子石破天惊的新锐观点。
一个在国子监读了十年书，连助教都没混上的老博士，因一篇《三传异同考》，被孔颖达亲自登门拜访，邀请他到弘文馆参与修史。
一个在西市卖字画的穷酸秀才，写了一篇文采斐然的游记，被无数人追捧，城中书坊主动找上门来，愿出千金买断。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只看才华，不问出身的舞台。
于是，所有人都疯了。
起初，大家辩论的还是一些风花雪月和学术考据。
比如“鹅鹅鹅”那首诗的作者到底是不是骆宾王。
比如《兰亭集序》的某个字，到底是“快然”还是“怏然”。
但渐渐的，事情开始不对劲了。
导火索，是一本名为《前隋兴亡录》的新书。
作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落魄文人。
他在书中旁征博引，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隋炀帝杨广，并非史书所载那般是个纯粹的暴君。
其开凿大运河、西巡张掖、三征高句丽，虽“弊在当代”，却“利在千秋”。
本朝的许多国策，其实都是在延续其举措。
其国之所以亡，非亡于志向之大，而亡于手段之急，用民过甚。
这篇文章一出，长安的士林瞬间炸开了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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