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脚是光的，脚底全是裂口和茧子，一看就是走了很远的路。
“你没事吧？”裴璟行蹲下来问她。
她抬起头看他，眼睛里全是恐惧，像一只被围猎的困兽。
她的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裴璟行这才注意到她的耳朵旁边有一道狰狞的疤痕，从耳廓一直延伸到下颌，像是被什么钝器砸开后又草草愈合的。
他把手伸向她，她猛地往后缩，整个人几乎要嵌进桥墩的水泥缝隙里。
裴璟行没有继续靠近，只是把手里剩下的大半包饼干放在地上，往她的方向推了推，然后站起身来走开了。
他走出去十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女孩正像一只警觉的动物一样，飞快地抓起那包饼干，撕开包装，把饼干拼命往嘴里塞。
她吃得太急了，噎住了，整张脸涨得通红，但她仍然不停手，像是害怕下一秒食物就会消失一样。
裴璟行走回去，把自己那瓶没喝完的水也放在了她面前。
那天晚上他没有走。
他在大桥附近找了一家破旧的小旅馆住下来，第二天一早又去了那座桥。
女孩还在那里，缩在同一个角落，像是从来没有移动过。
那些饼干早就吃完了，包装袋被她仔细地叠好，压在腿下面。
她看见他，眼里的恐惧比昨天少了一点，但身体仍然是紧绷的，随时准备逃跑。
他又给了她一些食物和水。这一次她没有当着他的面狼吞虎咽，而是犹豫了很久，才小口小口地吃起来。
就这样，裴璟行在加尔各答多停留了三天。他每天早上都去那座桥，带一些吃的，坐在离她两三米远的地方，有时候抽烟，有时候就只是坐着。
他试着跟她说话，问她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但她没有任何回应，只是用那双警觉又茫然的眼睛看着他，像在辨认他是不是一个危险的存在。
第三天下午，他注意到她的嘴角在动。
不是要说话，而是一种无意识的、重复的动作，像是在咀嚼什么不存在的东西。他盯着她的嘴唇看了很久，突然意识到那是一个词语的口型。
是“爸爸”。
她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这个词语，没有声音，只有嘴唇的开合。
裴璟行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了，那种疼痛甚至盖过了他脑子里那颗瘤子带来的钝痛。
裴璟行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院子里很安静，只有画笔摩擦画布的沙沙声和远处传来的零星车鸣。
商崇霄看着那个低头作画的女孩，忽然觉得那些红色变得刺目起来。
“你是怎么把她带回来的？”他问。
“说来惭愧，”裴璟行扯了一下嘴角，那个笑容没有到达眼睛，“我把她买下来的。”
商崇霄愣了一下。
裴璟行说，他在加尔各答的第四天，一个印度男人找上了他。
那个男人自称是女孩的父亲，说女孩是他的妻子跟前夫生的孩子，从小就脑子有问题，又聋又哑，前几天从家里跑了出来。
他用一口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跟裴璟行道谢，说感谢他照顾了自己的女儿，现在要把她带回去了。
那个男人说这些话的时候，女孩整个人都在发抖。
那种抖不是冷，而是一种从骨髓里渗出来的恐惧，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地面，不敢抬头，不敢动，像一只被掐住了脖子的兔子。
裴璟行说他是一个独居的外国男人，需要一个佣人照顾他的起居。
他问那个男人，能不能把女孩卖给他。
“他开价五百美元，”裴璟行说，语气淡淡的，像在叙述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我还价到三百，成交了。”
商崇霄沉默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一个濒死的中国男人，在印度的一座桥底下，花三百美元买了一个又聋又哑的女孩。
这件事听起来荒诞到了极点，荒诞到甚至有一种残忍的黑色幽默。
“后来我才知道，”裴璟行说，“萨米的母亲在她四岁那年改嫁，带着她嫁给了那个叫拉杰的男人。
嫁过去没多久，母亲又生了一个儿子，萨米就成了这个家里多余的人。
拉杰在当地的集市上摆摊卖香料，赚的钱勉强够一家人糊口，但他酗酒，每次喝醉了就打人，先是打萨米的母亲，后来开始打萨米。
起初只是巴掌和拳头，后来是皮带，是木棍，是一切他随手能抓起来的东西。
萨米十一岁那年，她母亲病死了。
从那以后，家里就只剩下她、拉杰和那个同母异父的弟弟。
拉杰的拳头落得更勤了，因为再也没有人能替他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