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五”计划的指标化作千万劳动者奔涌的汗水,当钢铁厂的高炉映红东北天际,一个致命的瓶颈却越收越紧——石油。工业的血液,几乎完全依赖进口。轰鸣的机器、奔驰的卡车、翱翔的战鹰,每一滴动力都烙着“洋油”的印记。国际风云变幻,石油供应时受掣肘,价格高昂,吞噬着宝贵的外汇。没有石油,工业化的巨轮随时可能搁浅。一场在广袤国土上寻找“黑色金子”的战役,早已悄然布局。地质学家们依据陆相生油理论,将目光投向了松辽平原这片看似贫瘠的荒原。这里,将见证一场改写国家能源命运的决战。
“我就不信,中国这么大的地方,就产不出工业的血液!” 地质部部长在汇报会上,拳头重重砸在松辽盆地地质图上,“李四光同志的理论指明了方向,黄汲清同志带队的普查大队已经发现了重要线索。现在,需要集中力量,打一场石油勘探大会战!突破口,就在松辽!”
荒原上的勘探,艰苦卓绝。
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
寒风卷着雪粒,抽打在简易的钻井井架上。以王进喜为代表的钻井队员们,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坚守。设备简陋,没有吊车,他们就用肩膀和撬杠,喊着号子,硬是把几十吨重的钻机部件人拉肩扛地运到井场。缺水,他们就破冰取水,用脸盆、水桶,甚至铝盔,一盆盆、一桶桶地往井场运。王进喜喊出了那句响彻时代的口号:“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钻机日夜轰鸣,向地下深处挺进。所有人的心都悬着,每钻进一步,都凝聚着期盼。当钻头抵达预定层位时,泥浆池里突然涌出黑色的油花。很快,油流变成油柱,喷涌而出!
“出油啦!出油啦!” 欢呼声响彻荒原。工人们激动得跳起来,泪水混着油花在脸上流淌。消息通过无线电波,飞向北京。
确认油田规模的战斗随即打响。
更多的勘探队、钻井队像军人一样,从四面八方奔赴松辽平原。火车、卡车、甚至马车,运送着人员和设备。在萨尔图、喇嘛甸、杏树岗等构造上,一口口探井相继开钻。勘探指挥部里,电话铃声、电报键声不绝于耳,地质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地分析岩屑、对比电测曲线。一幅大油田的轮廓逐渐清晰:这不是一个普通油田,而是一个世界级的特大油田!
为纪念这个在建国十周年前夕传来的特大喜讯,新油田被命名为 “大庆油田”。
大庆油田的发现,其战略意义瞬间被最高层洞察。
主管经济的陈云同志听到汇报后,长久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好啊!这是天大的喜讯!这下子,我们工业化的腰杆子,可以更硬一些了!” 他立即指示:“要集中力量,加速勘探,尽快摸清储量,准备开发!这件事,要作为特等大事来抓!”
一份绝密报告呈送到毛泽东案头。他仔细阅读后,点燃一支烟,对身边的同志说:“看来,我们的地质学家是对的,我们的工人是了不起的。 这个油田的发现,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有深远的政治和军事意义。我们被人掐住能源脖子的时代,快要过去了。”
消息在严格保密下逐步传达,但在石油系统和相关决策层引起了巨大震动。
一位资深石油工程师在技术论证会上激动地说:“大庆油田的油层厚,埋藏浅,压力大,产量高!这是天然送给我们的厚礼!只要我们组织得当,完全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巨大产能!”
然而,挑战空前。在北方高寒区的沼泽荒野上进行大规模石油开采和建设,国内毫无经验。石油工业部迅速从玉门、新疆、四川等老油田抽调最精干的力量,组建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数万石油职工和转业军人,响应号召,告别相对舒适的城市和生活,像战士一样,开赴这片荒原。一场气壮山河的石油大会战,即将拉开序幕。
苏婉秋作为特派记者,跟随先遣队伍进入大庆。她在通讯《荒原上的报春花》中写道:“这里没有城市,没有村庄,只有一望无际的芦苇和积雪。帐篷和地窝子就是家,咸菜窝头就是粮。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燃烧着一团火,那是对能源自主的渴望,是对国家强大的信念。一位年轻的女地质员在油灯下擦拭着岩心标本,对我说:‘我们每找到一口油井,就是为国家多造了一颗对抗封锁的子弹!’”
林峰从全球能源格局的角度分析这一发现。他对身边参谋人员说:“大庆油田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它使我们初级工业体系的能源供给有了基本盘,大大增强了抗风险能力。未来,我们的石油化工、精细化工、乃至航空煤油、高级润滑油,都有了立足国内发展的基础。要立即着手研究油田的科学开发方案,注意保护性开采,提高采收率,不能搞破坏性突击。同时,要开始规划炼油工业和输油管道的布局,让原油尽快转化为有用的产品。”
大庆油田的发现,如同一剂强心针,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
当消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