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翻到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会场内,气氛庄重而热烈。每位代表的座位上,都放着一本墨绿色的、厚重如砖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这份凝聚了数百名专家四年心血、五易其稿的宏伟蓝图,终于要接受人民的检阅,并即将转化为全体国民的行动纲领。当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站在讲台上,代表国务院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时,全场鸦雀无声,只听见他沉稳而有力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会场:“同志们,现在摆在各位代表面前的,就是我们未来五年建设的总路线和行动指南!它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这份计划,字字千钧。它用清晰的数字,勾勒出1953年至1957年间,这片土地上将要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工业脊梁:钢产量要从1952年的135万吨增长到1957年的412万吨;发电量从72.6亿度增长到159亿度;原煤从6359万吨增长到1.13亿吨。
交通动脉:新建宝成、鹰厦、兰新等铁路干线,共铺设4000余公里铁轨;修建青藏、川藏等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6万公里。
农业基础:粮食总产量达到3856亿斤,棉花达到3270万担,为工业人口提供口粮,为轻工业提供原料。
人才基石:高等院校招生规模扩大,五年内培养出近10万名专业人才;扫除数千万青壮年文盲。
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和改天换地的雄心。李富春的报告持续了整整两天。他详细阐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致使我们在经济上长期依赖外国,在国防上处于脆弱地位。我们不能不首先集中力量,建立起自己强大的重工业骨架。” 同时,他也强调了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以及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描绘了一幅统筹兼顾、协同发展的建设图景。
报告在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来自鞍山钢铁公司的工人代表刘桂兰,一位戴着眼镜、神情专注的女工,在小组讨论时激动地说:“听着那些数字,我手心都出汗了!412万吨钢!我们鞍钢工人保证,流血流汗也要完成任务,多炼一吨钢,就是给国家多造一杆枪、多造一台机器!”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但目光坚定。
来自山西太行山区的农民代表李大爷,黝黑的脸上刻满了皱纹,他捧着计划草案,一字一顿地读着关于农业合作化和增产的条款,对身边的代表说:“咱农民不懂大道理,但知道国家要建工厂,工人老大哥要吃饭!咱就是把地种出金子来,也要保证粮食够吃!”
来自上海的工商界代表荣毅仁先生,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部分格外关注。他沉思良久,在发言中表示:“国家前途光明,私营工商业者唯有顺应大势,接受改造,才能在新社会中找到位置,为国家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7月30日,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 消息通过电波、报纸和层层下达的文件,以最快的速度传遍全国。一时间,“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成为最响亮的口号,贴在工厂车间的墙报上,印在农民合作社的黑板报上,回荡在部队营房和学校课堂里。
一场规模空前的建设热潮,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席卷全国。
在东北,以鞍钢为中心的重工业基地建设进入高潮。巨大的高炉日夜不停地喷吐着赤红的铁水,工人们实行三班倒,车间里悬挂着“时间就是钢,一分一秒不能放”的标语。苏联援助的专家和中国技术人员并肩工作,图纸上的线条迅速变成厂房和机器。
在华北,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的选址勘探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地质队员们在荒原上扎下帐篷,风餐露宿,寻找着埋藏在地下的宝藏。
在西北,兰州石油化工基地和西安电工城破土动工。来自沿海城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响应号召,带着家眷,奔赴这片陌生的土地,住着干打垒的土房,喝着苦涩的黄河水,开始了艰苦的创业。
在中南,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开始浇筑。工人们在水流湍急的江面上,挑战着自然的天堑。大桥工地的劳动竞赛热火朝天,各个班组争相刷新施工纪录。
在西南,成渝铁路全线贯通后,宝成铁路的攻坚战役又在秦岭的崇山峻岭中打响。爆破声此起彼伏,铁道兵和民工们用钢钎和炸药,一寸寸地凿穿大山,铺设通向富裕和未来的轨道。
这不仅仅是工业和交通线的扩张,更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