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贸易,则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充满挑战与智慧。
西方国家对新生政权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对外贸易局利用香港等转口港,通过爱国的港澳商人和海外侨胞,建立秘密的贸易渠道。采购诸如西德的重型机械、瑞士的精密仪表、英国的机车技术资料等禁运物资,需要周密的计划和巨大的勇气。货物常常需要绕道第三国、更换包装、假借名义才能运抵。一位负责对西欧贸易的科长,曾化装成商人,冒险前往瑞士洽谈,成功引进了国内急需的精密测量仪器。他在汇报中写道:“每一次成功的进口,都像一次小小的突围,为我们的工业建设撕开了一道口子。”
外贸人才的培养和外贸公司的组建同步进行。
对外贸易局下设进出口公司,如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等,按商品大类专业化经营。从大学招募外语、经济专业的毕业生,进行强化培训,学习国际贸易规则、外汇结算、商品知识。许多旧海关和外贸行的职员,经过改造和教育,也被吸收进来,发挥其专业特长。一位老报关员在新单位感慨:“过去为洋行做事,心里憋屈。现在是为国家做生意,腰杆硬了,学的外文和规矩也派上了正经用场!”
林峰从全球产业分工的角度观察着外贸局的运作。
他对苏婉秋分析:“对外贸易局的成立,标志着经济治理从内向管理扩展到内外统筹。它不仅要算国内的成本收益账,更要算国际比较优势和战略价值账。现阶段,我们是用农业和资源的剩余,换取工业化的资本和技术。这是落后国家追赶的必经阶段。但要警惕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不能永远停留在出口初级产品上。外贸政策必须与产业政策紧密结合,通过保护性关税、出口退税等手段,扶持国内的幼稚产业。最终目标,是要让‘中国制造’的工业品走向世界。” 他还提醒,要注重搜集国际市场信息和技术动态,外贸机构应成为国家经济的“耳目”。
苏婉秋走访了刚刚挂牌的对外贸易局办公楼和繁忙的进出口码头。
她在通讯稿《驶向世界的航船》中写道:“在外贸局的计划处,我看到巨大的黑板上面写满了各种商品的代号和数字,工作人员像指挥作战一样,调度着全国的出口资源和进口需求。在天津新港,起重机正将一箱箱打包整齐的出口货物吊装上来华的外轮。一位年轻的报关员指着远方的海平线对我说:‘每出口一吨物资,就可能换回一颗螺丝钉,而无数颗螺丝钉,就能组装起我们自己的机器。这艘驶向世界的航船,承载的是整个国家工业化的希望。’”
对外贸易局的初步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到第一年年底,全国进出口总额实现了显著增长,尽管基数很小。外汇收入有所增加,支撑了关键设备的进口。更重要的是,通过有计划的贸易,稳定了国内急需物资的供应,如橡胶、化肥等。与苏联东欧的贸易渠道基本畅通,与西方国家的民间贸易也有所突破。一套集中统一、计划管理的外贸体制初步建立起来。
当然,初期的外贸工作也充满了困难和不成熟。
信息不灵:对国际市场行情变化反应迟钝,有时出口商品卖亏了,进口设备买贵了。
经验不足:谈判技巧欠缺,合同条款有时考虑不周。
体制僵化:审批环节多,效率不高,容易错过商机。
出口商品结构单一,附加值低的问题短期内难以改变。
但这一步的迈出,其战略意义远超一时的贸易额。
它标志着国家开始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工业化服务。当第一艘满载出口物资的轮船鸣笛启航,当第一列装载进口设备的列车驶入国境时,一种新的经济联系正在建立。对外贸易局的成立和运作,如同为国家经济的肌体安装了一副呼吸外部氧气的肺叶。它可能还很稚嫩,呼吸或许急促,但它使得一个原本可能窒息的内向型经济体,开始有了与外部世界进行能量交换的能力。这为即将全面铺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打开了一扇获取外部助力的窗口,也为这个长期封闭的国度,悄然推开了一扇观察世界、学习先进的窗扉。打通外贸渠道,不仅仅是买卖商品,更是打通思想、打通视野、打通未来的关键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