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半，天刚蒙蒙亮，东边天际线晕开一片浅浅的鱼肚白，把城关镇老城区的灰瓦房顶都染成了淡青色。
可就在这片还没完全苏醒的宁静里，城南临河那条窄巷深处的城关国土所，已经像被捅了的马蜂窝，彻底炸开了锅。
这栋两层小楼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盖的，墙皮掉了大半，露出里面斑驳的红砖，二楼阳台的铁栏杆锈得能随手掰下来几根。
往常这个点，只有看门的老王头在院子里扫落叶，今天却不一样 —— 从六点不到，各式各样的人就跟约好了似的往这儿赶，自行车、电瓶车挤在巷口，连三轮摩托车都只能停在百米外的马路边，堵得整条巷子水泄不通。
会议室在一楼最东边，门是那种老式的木门，掉漆的地方用红漆补了又补，看着像块打了补丁的旧布。
这会儿门刚拉开一条缝，外面的人就跟潮水似的往里涌，你推我搡，脚步声 “咚咚” 地砸在水泥地上，混着几声咳嗽和低声的抱怨，热闹得跟县城里赶大集的菜市场没两样。
“让让！让让！我是城关所的，得进去登记！”
一个穿蓝色工装的中年男人举着个笔记本，使劲往人群里挤，肩膀撞得旁边的人直咧嘴。
“谁不是来办事的？急什么急！”
被撞的大爷扶了扶歪掉的帽子，没好气地回了一句，手里也紧紧攥着张皱巴巴的纸 —— 那是他儿子的下岗申报材料。
没一会儿，二十来平米的会议室就被塞得满满当当。
上访的职工占了大半，大多是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脸上带着掩不住的焦虑，手里不是捏着材料，就是夹着烟，烟雾缭绕得让人睁不开眼。
还有些来看热闹的街坊邻居，挤在墙角或门口，伸长了脖子往里瞅，时不时交头接耳说上两句。
屋子正中间摆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一看就是拼凑出来的 —— 桌面是三种不同颜色的木板，边缘掉了漆，露出底下的木头茬，桌腿也高低不一，垫着好几块砖头才勉强放平。
可就是这么张破桌子，此刻却成了全场的焦点：三面都被人围得密不透风，有椅子的坐椅子，没椅子的就从隔壁办公室搬来小马扎，小马扎不够了，有人干脆蹲在地上，还有几个年轻点的，直接踮着脚扒着门框，一个个眼睛都盯着桌子那头，脸上不是愤懑就是急切，眼神里的火气几乎要溢出来。
唯独桌子最里面、本该是主席台的位置，孤零零地空着一把铺了红布的木椅，旁边两把普通的折叠椅也没人敢坐，就像庙里供着的神龛似的，透着股说不出的别扭。
连桌上的水杯都摆得整整齐齐，唯独主位前的那个搪瓷杯擦得锃亮，里面泡着枸杞和菊花，热气袅袅地往上冒，却没人敢碰一下。
“看见没？那位置是给吴局留的。”
后排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往主位努了努嘴，声音压得很低，手里还卷着份上访材料，纸边都被捻得发毛，“林少虎特意跟所长交代的，说吴局讲究这个，必须单独留出来，谁也不能坐。”
他这话刚说完，旁边几个人就跟着点头，眼神里带着点嘲讽的笑。
“可不是嘛，咱这位吴局，那谱摆得比县长还大。”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职工吸了口烟，吐出的烟圈把脸遮得模糊，“还记得他刚当局长那年开职工大会不？就因为有人坐了他旁边的位置，那出戏，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
这话一下子勾起了众人的回忆。那是三年前的事，局里开年度总结会，会议室挤得连过道都站满了人。
当时的副局长冉德衡来得晚了点，没注意那么多，径直就往吴良友旁边的主席台上坐，刚把屁股沾到椅子边，吴良友端着保温杯的手就顿住了。
他当时啥也没说，甚至还冲冉局长笑了笑，端起杯子喝了口茶，可谁也没料到，散会还没到下午，局里就紧急通知开 “纪律作风整顿会”。
会上，吴良友先是拿着文件念了半个多小时，从“八项规定”念到 “工作纪律”，念得口干舌燥，突然话锋一转，就扯到了 “三纲五常” 上，说什么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下属的就得有下属的样子”，接着又东拉西扯到 “三从四德”。
虽然自始至终没点冉局长的名字，但那眼神跟探照灯似的，隔三差五就往冉局长身上扫，话里话外全是敲打。
整整半个小时，他嘴里的话跟裹了沙子的鞭子似的，抽得人脸上发烫，浑身不自在。
冉局长坐在底下，脸一阵红一阵白，最后实在坐不住，中途就借故溜走了。
从那以后，局里不管开什么会，主席台正中间的位置就成了吴良友的专属座位，别说坐了，其他领导路过都得绕着走，生怕不小心挡了他的 “气场”，落得跟冉局长一样的下场。
今天这城关所的会议室，所长特意提前半小时就让人把主位擦了三遍，连椅子腿都用布擦得干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