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陈老！您怎么亲自过来了？有什么事打个电话，我过去看您就是了！”高育良双手握住陈岩石的手，语气真挚而谦逊，亲自搀扶着老人坐到沙发上，又吩咐秘书泡上最好的龙井。
陈岩石看着高育良忙前忙后，脸上的热情不似作伪，心中稍稍安定了一些。他端起茶杯，却没有喝，开门见山：“育良啊，我老头子今天来，是有一件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实在坐不住了，不得不来打扰你。”
高育良脸上的笑容依旧温和，眼神却不易察觉地凝了凝，坐直了身体：“陈老您言重了，您是老前辈，关心民生疾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有什么事，您尽管说。”
陈岩石便将孙连城反映的情况，杨树村村民面临的困境，以及赵立春为了“光明新城”项目进度而罔顾村民利益的做法，详细地陈述了一遍。他的语气恳切，带着忧国忧民的沉重：“育良啊，你是主管政法的副书记，也是立春同志信任的干部。你能不能出面，跟立春同志好好谈谈？这个补偿标准，太不合理了！安置房必须尽快落实！老百姓等不起啊！我们不能为了一个工程的速度，就牺牲掉这么多人的基本生活和权益！这有违我们党的宗旨，有违我们做人的良心啊！”
高育良静静地听着，脸上的笑容渐渐淡去，眉头微微蹙起，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敲击着，显得既认真又为难。等陈岩石说完，办公室里陷入短暂的沉默。高育良端起自己的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却没有喝。
“陈老，”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缓慢，带着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沉重，“您反映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老百姓的疾苦，我们时刻放在心上。”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关于杨树村的拆迁安置，确实是‘光明新城’项目推进中的一个难点。赵书记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多次强调要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这是关系到我们汉东省未来经济发展大局的关键一步，也是…也是我们这一届班子向中央、向全省人民交出的一份重要答卷。”
他抬眼看向陈岩石，眼神里充满了“理解”和“无奈”：“补偿标准的问题，区里、市里也是反复研究过的，要考虑到整体的财政承受能力和项目的可持续性。当然，您说的对，老百姓的安置是头等大事，绝对不能马虎。这一点，我和赵书记的看法是一致的。区里已经承诺，会尽快启动安置房的建设，选址也在优化，力求做到最好。”
高育良的语气变得语重心长：“陈老，您是老领导，经验丰富。您也知道，这么大一个项目，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因为一个村的补偿问题就暂停或者调整整个项目的进度，影响的是整个光明区乃至汉东省的发展大局，影响的是几十万、上百万人的长远利益。这个责任…太大了。赵书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下面的人，也要体谅领导的难处，更要顾全大局啊。”
他微微向前倾身，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种推心置腹的意味：“至于您说的良心…陈老，我们身在体制内，很多时候，个人情感必须服从于组织原则和整体利益。为了更大的目标，为了更长远的福祉，有时候…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抉择和必要的牺牲。我相信，等‘光明新城’真正建成了，带动了整个区域的发展，杨树村的村民们，包括所有为此付出过的人，最终都会理解，都会受益的。”
陈岩石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他看着眼前侃侃而谈的高育良，那个曾经在汉东大学讲台上意气风发、满腹经纶、忧国忧民的高教授，那个他曾经欣赏并寄予厚望的法学才俊，此刻仿佛变成了一个陌生人。那些冠冕堂皇的“大局”、“发展”、“责任”、“牺牲”，像一层厚厚的油彩，涂抹在他原本清晰的面目上。
“必要的牺牲？”陈岩石的声音有些发颤，带着一种深深的失望和悲凉，“育良，你告诉我，牺牲的是谁？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的人，还是那些连个遮风挡雨的窝都要失去的平头百姓？大局？发展？这些词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怎么听着这么刺耳？”
他缓缓站起身，身形显得有些佝偻，眼神却锐利如刀：“我记得你当年在课堂上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讲得是何等慷慨激昂！那时候的你，身上有一股书生气，一股为民请命的浩然正气！那股气呢？育良，那股气到哪里去了？”
高育良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冒犯的僵硬和不易察觉的愠怒。他也站起身，语气变得疏离而公式化：“陈老，您言重了。时代在变，位置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自然也不同。我始终牢记党的宗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汉东省更好的发展。至于书生气…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在现在这个位置上，需要的不是书生气，而是担当，是魄力，是能够推动事业前进的实干精神。”
他走到办公桌后，拿起一份文件，做出送客的姿态：“杨树村的事情，我会持续关注，督促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