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真正出来后，我才知道，先前设想的三千公里，保守了。
我们在车上待了六天，一部小车和一辆装着红薯粉的翻斗车。
期间，受到过好几个政府部门的检查，依靠手里的介绍信和假身份证，倒没有太大的意外。
我们四人，一人两张假身份证，去用一张，回来再用另外一张。
期间数次更换车牌，诸多防备手段暂且不提。
也是在这次出远门中，我拾起初中学过的地理，学会了看地图，照着地图和鼻子下面那张嘴巴，我只走了少量弯路。
也遇到了不少麻烦。
最惊险的一次，是在接到鸭客和陈昝的第四天，经过皖省肥市那段路时，在国道上被大石头堵住路。
那是个夜晚，几个如人大的石块，横躺在国道中间。
我们虽然没有出过远门，但这种最常见的车匪路霸的手段，还是了解过，听说过。
在石块把车逼停时，国道两边人头攒动，拿着土枪和各种刀具的人开始涌动。
顷刻间，就将我们车拦住，已经有人手脚并用爬上后面的翻斗车。
开始掀落一包接着一包的红薯粉。
各种长枪短刀开始拍打我开的这辆小车车窗。
“下车，下车！！”
当时我们车上挂着鄂省的车牌。
情况危急，只有我身上有一把小砸炮，给其他人准备的家伙，为了防止出现意外，都埋在红薯粉下。
我手摸上枪时，坐在后座的陈昝一把拉开车门，跨步下车。
那与膝盖齐平褐色风衣甩开，我这时候才知道，他那风衣上缝上了两条皮带。
跟个挂扣一样，挂着一把枪管被锯短后的双管霰弹枪。
这个疯子，一路上那么多检查。
他就这样一直把枪放身上，是要害死我们不成。
不过眼下不是顾及这些的时候，在陈昝甩动风衣，把枪拿出来时，我在那群人中，找到一个像是头领模样的人。
趁他注意力都在陈昝身上时，我从车窗探出手去，抓住他头发，手枪指在他脑袋上。
后面翻斗车上的鸭客和小敢没有下车，但也都各自抓上常见的扳手和撬棍。
最终，在短暂的对峙后。
我们付出一千块钱后，前面的石头被搬开，顺利通过。
临近浙省杭市时，我们换了最后一次车牌。
一天后，我们到达金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
这个县不是一般的县，即便是放眼全国也都能数得上号。
当时这个县的名气，已经大过代管它的市。
义乌！
当我脚踩在义乌这个地界后，我才知道自己鼠目寸光，井底之蛙。
这地方，什么人都有。
就连湾岛人都有。
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就差没见到白骨精了。
把支书扔在这里，也都丝毫不起眼。
1991年，我站在这个我国十大市场之首那一刻，我才明白我们的国家有多大，风土地貌有多么的不同。
县城与县城之间差距有多么明显。
在这里没有人嘲笑我那乡土气十足的普通话，精明的老板娘一个劲儿跟我介绍价钱，批发多少能便宜多少。
天南海北的口音，天南海北的人。
我适应得很快，用蹩脚的普通话一边和老板娘谈生意，一边打听文化市场在什么地方。
当时第三代义小商品市场已经启用五年，文化市场已经日暮西山，远远比不过拥有四千摊位的第三代市场。
打听清楚位置后，我犹豫一番，没有去当时最高档的华丰宾馆，因为这太显眼。
也没有去政府背景，用来招待政要，同时也向社会开放的稠州宾馆。
而是选择义乌供销社系统出资建立的大厦宾馆。
一来，这地方住着各地来这里进货的商人，鱼龙混杂。
二来，这里距离两个市场都很近，方便我们混迹在市场中。
赵红飞得到后，再给我的信息很模糊。
是赵红飞一个搞运输的朋友，手底下的司机，曾在文化市场附近，看到过刘广杰。
中间已经过了好几道手，人传人。
具体在什么地方，还需要我们自己找。
临近年关，文化市场人流稀少，可即便如此，也比我所在那个县的人流量大得多。
想要找到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凭借赵红飞给我搞来的介绍信，以及提前置办好的假身份证，我顺利带着陈昝三人，入住大厦宾馆。
而后，
鸭客和陈昝在我的安排下，两人开车去处理掉这批红薯粉，找个市场半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