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动了动手指，发现手背插着针管，透明的液体正顺着输液管一滴一滴落进血管，带来微凉的麻意。
“知烨？”
一个憔悴的声音在旁边响起。江知烨转动眼珠，看见方妙趴在床边，头发枯槁地贴在脸颊，曾经总是翘着的辫子如今松松挽在脑后，露出脖颈间一道细长的疤痕。她抬起头时，眼窝深陷，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痕。
“妙妙？”他开口，喉咙干涩得像塞着棉花，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
方妙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哥！你醒了！”她扑过来抓住他的手，指尖冰凉，“我去叫医生！你等一下！”
她转身时，江知烨看见她后腰别着的速写本，边角磨得发白，应该是他自己的。
十年？这个念头像颗投入静水的石子，在他意识里漾开圈圈涟漪。他记得火车站的人潮，记得柳漠澜临走时回头的眼神，记得头痛欲裂时眼前炸开的白光——然后就是无尽的黑暗，像沉进了马赛港冬天的海水。
医生进来时带着口罩，说的是流利的英语，方妙在一旁翻译时，手指不停地颤抖。
“江先生，您昏迷了十年，”医生摘下听诊器，“由于头部旧伤和战时延误治疗，神经系统受到损伤……”
十年。
这个词重重砸在江知烨心上。广德楼后台的胡琴声，柳漠澜袖口的淡疤，那封法国来的信里干枯的鸢尾花。那些记忆碎片在脑海里翻腾，却被十年的空白切割得七零八落。
“漠澜呢？”他突然抓住方妙的手腕，“柳漠澜在哪里？”
方妙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想抽回手，却被江知烨攥得更紧。“哥，你刚醒，先休息……”
“他在哪里？！”江知烨挣扎着想坐起来，输液管被牵扯得嗡嗡作响。头痛再次袭来，不是当年那种尖锐的刺痛，而是钝重的、像生锈的齿轮在颅骨里碾过的疼。
父亲是在第二天来的。他看上去老了十岁，鬓角全白了，长衫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知烨，”父亲坐在床边，声音疲惫不堪，“别问了，北平沦陷那年……火车站被炸了，如今已经改成电车站了。”
“不可能。”江知烨盯着天花板上的风扇，叶片还在不知疲倦地转着，“他说过会在广德楼等我。”
“广德楼早就没了，”父亲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绸缎庄也卖了，我们是跟着美国人的医疗队才逃出来的……”
茯苓饼的味道让江知烨想起安德鲁司令。
“我要回国。”他说。
“知烨，你的身体……”
“我要回国！”他提高了声音，胸腔因为激动而剧烈起伏，“我要去找他！”
医生说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长途旅行，十年的卧床让肌肉严重萎缩，神经系统的损伤导致他连坐起来都困难。
但江知烨每天都在重复那句话：“我要回国。”
半个月后，在江知烨绝食三天后，父亲终于妥协了。
回到北平码头时，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水汽和淡淡的硝烟味。黄包车夫看见江知烨被方妙搀扶着，都摇摇头不肯拉，直到父亲掏出两块银元，才有个年轻车夫勉强答应。马车驶过外滩时，江知烨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建筑，心脏在胸腔里狂跳，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恐惧——他怕看到的一切都已物是人非。
他首先去了当年的绸缎庄。门脸还在，却挂着“上海西服定制”的招牌，橱窗里模特身上的西装剪裁精良，却再也没有记忆中那些绣着缠枝莲的云锦。老板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人，听见“柳记绸缎庄”时，只是不耐烦地挥挥手：“早就易主了。”
这个词像根针，刺破了江知烨心中最后一点侥幸。他让车夫拉着去电车站，方妙一路都在低声啜泣，父亲则沉默地望着窗外。电车站人潮汹涌，扛着行李的、背着孩子的、提着菜篮的，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疲惫和焦虑。
江知烨扶着方妙的肩膀，一步一步挪进候车大厅。十年的卧床让他双腿软弱无力，每走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他的目光扫过一张张陌生的脸，心脏因为失望而一点点沉下去。
就在他几乎要支撑不住时，看见角落里的长椅上坐着一个人。
那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袖口磨出了洞，头发花白，却梳理得很整齐。他低着头，手里拿着根胡琴弓，正在仔细擦拭，好像那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
江知烨的呼吸骤然停止。
他挣脱方妙的手，踉踉跄跄地朝着那人走去。每一步都像是在穿越时代的光阴，穿越塞纳河的雾，穿越广德楼的水幕，穿越火车站的爆炸和十年的黑暗。
“漠澜……”他轻声唤道，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