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以至于如此对待她。乔治巷那边的现场已经被清理过了？亲爱的雷斯垂德，恕我直言，苏格兰场要想真正地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首先要学会保持犯罪现场不变。”

    我跟着福尔摩斯回到贝克街，他一路上沉默寡言，眉头紧锁。他在自己的房间呆了几分钟，出来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浪汉。他穿着一身黑色的旧衣服，上面打满了补丁，头上戴顶油腻腻的棕色低沿毡帽，把蓬乱如杂草的假发给遮住了。

    “Hiya，”福尔摩斯用带着伦敦东区口音的粗矿声音冲我喊道，“怎么样，医生？”

    “要是你拿下帽子放在地上，我准会向里面丢几个字儿。你的伪装行动不需要我的陪伴吗？”

    “暂时不用，好华生，但是要追捕凶手的话我会联系你的。”

    八月剩余的时间里我偶尔会在报纸不起眼的地方读到苏格兰场又抓住了什么嫌疑人，但本质上什么进展也没有。接近月底的时候我的妻子搬到下坎伯韦尔去暂住（可怜的弗雷斯特夫人被她的心脏病无情地折磨，梅和王小姐的陪伴想必会带给她许多慰藉），我也就回到贝克街住了下来。福尔摩斯很少有在家的时候，直到有一天他终于脱掉了那身脏兮兮的行头换上正装，甚至戴上了荷兰王室送给他的那枚钻石戒指。

    “福尔摩斯，你不会要穿成这样在白教堂招摇吧？”我调侃他。

    “不，我要去温莎。”

    “去见什么大人物？”

    “去解决白教堂谜案，”他看见我怀疑的表情，爽朗地笑起来，“噢，我没在开玩笑。”

    那天晚上福尔摩斯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再也没有提到玛莎·塔布连这个名字。有几次我想问他案件的真相，他总是告诉我时机未到。“亲爱的的朋友，我并非有意隐瞒，但等到合适的时候我会全部告诉你的。”贝克街的日子便渐渐恢复了常态，直到事情有了新的转机。

    8月30日上午，雷斯垂德突然面色苍白地闯进我们的客厅，气喘吁吁地跌坐在沙发上。我赶紧接了一些苏打水，用威士忌调好递给他。

    雷斯垂德猛灌几口酒，瞪大眼睛看向我们:“白教堂又出现了一位受害者。玛丽·安·尼克尔斯，她被开膛破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