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颁奖都在乡里的菜市场戏台上，奖状还是镶在镜框里的。
但那份荣誉带来的实用奖励——新文具、笔记本——却总是流入了二哥的书包。母亲的话术永远一样：“你先用旧的，下次考好了还能再得。”
杨小妹也觉得没问题，便大大方方地把东西让出去。
她有个同样在家排行老三的朋友，学习也不错，奖状只是单薄的一张纸，但每次家里都会奖励她五毛钱。
有一次朋友来叫杨小妹出去玩，得知她家从未有过奖励，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杨小妹这才懵懂地意识到，原来考第一是可以换糖吃的。
一旁的杨母脸上挂不住，难得地掏出两毛钱塞给她，催促道：“拿去和小伙伴买点零嘴。”
杨父常年在外，年轻时沾染了赌博，导致杨家家底微薄。
杨母一个人操持农活和家务，很苦。大哥懂事，兄妹三个都尽力帮衬。杨小妹从小就知道“钱”字沉重，从不主动索要任何东西。
少女初潮来临，她惊慌失措，羞于启齿，甚至对母亲也难以开口。杨母以前也从来没有教过她这些。
她只能偷偷用粗糙的卫生纸垫着，很长一段时间，裤子上总是留下尴尬的痕迹。
中考，她争气地考取了省城一所著名的寄宿制高中这所中心针对全省贫困地区初中招生，是省级教育扶贫项目，每年还会给农村户口学生每年提供1000元的生活补助费。
在那里，她吃最便宜的二两米饭配土豆丝，或是素炒包菜，一顿饭严格控制在一块二毛钱。
食堂窗口里那油亮诱人的五块钱鸡腿，她整整惦记了三年，直到毕业都没舍得给自己买一个尝尝。
然而，当二哥来学校看她时，她却毫不犹豫地掏出五块钱给他买了一个。
大学，杨小妹考到了北京，因为大哥在那里。
学费靠国家助学贷款。四年里，她一边勤工俭学一边苦读，每月生活费压缩到五百元，极少向家里伸手。
毕业后，她回到老家，进入一家国企，工作稳定体面。
她一年内还清了所有贷款。挣了钱，自己依旧省吃俭用，却总忍不住贴补家里。
父母掏空积蓄给二哥买房付了首付，没钱装修，她拿出了工作以来省下的近十万积蓄。
杨小妹骨子里是向往自由的，国企的安稳并非她所愿。她渴望成为一名同声传译。
在国企工作四年多后，她毅然辞职，准备全力备考翻译资格证。
然而，辞职没几天，父母的唠叨便如潮水般涌来：“不稳定”、“没着落”、“让人笑话”。
顶不住压力，她只得匆匆找了一份新工作，备考复习只能挤压可怜的业余时间。
后来，年纪渐长，催婚成了新的紧箍咒。
她抗拒，母亲哭诉她“不孝”，父亲斥责她“不正常”。
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下，她与一个相亲对象仓促结婚。然而婚姻很快露出破败的原貌，丈夫出轨。
她无法忍受，提出离婚。母亲却劝她：“忍忍吧，男人都这样。”
她不愿忍。离了婚，也再次辞了职。
这一次，她屏蔽了所有噪音，埋头苦读，终于拿下了含金量极高的二级笔译证书，并成功转行，成为一名优秀的职业翻译，过上了自己想过的人生。
故事的高潮和终点，发生在杨小妹三十五岁这年。
那天，她刚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一级口译证书，兴冲冲地想请父母吃饭庆祝。
一路上，母亲走在前头，喋喋不休的却不是女儿的成就，而是那些她听了半辈子的老调重弹：
“一个人挣再多钱有什么用？”
“没个家没个孩子，老了怎么办？”
“你看谁谁谁，人家孩子都上小学了……”
杨小妹跟在后面，脸上的光彩一点点褪去，逐渐变得麻木。
她停下脚步，定定地看着母亲喋喋不休的背影，仿佛看着一座永远无法逾越、也无法沟通的大山。
她静静地听了一会儿，然后，毫无预兆地转身，走向路边的桥栏，异常平静地翻越，纵身跳下。
坠落的过程中，她听见桥上传来路人的惊声尖叫和混乱的奔跑声。
然而她内心却一片死寂，没有任何恐惧或后悔，甚至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彻骨的轻松。
冰冷的河水吞噬了她，也吞噬了她三十五年来的挣扎、委屈、以及那份从未被真正看见和理解的“不美”的人生。
《终不美》的剧本通篇弥漫着一种独特的氛围。它并非一部嚎啕大哭、歇斯底里的苦情戏。
相反，它的笔触异常冷静，近乎抽离，像一个沉默的、不带任何评判色彩的镜头，只是忠实地记录着杨小妹人生的每一个片段，从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