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方是重中之重。”左院判在奏折中写道，“至于下乡义诊、编撰医书，实属不务正业，耗费精力，恐有耽误宫中要务之嫌。”

    奏折中充满了对传统观念的固守，以及对新政可能带来的“麻烦”的抵触。

    他们认为，太医的地位尊崇，岂能与民间郎中混为一谈？

    更何况，下乡义诊不仅辛苦，还可能沾染民间疫病，有损太医院的声誉。

    李知安收到这份奏折时，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

    她知道，这批老太医们食古不化，墨守成规，想要直接说服他们无异于对牛弹琴。

    硬碰硬只会激化矛盾，拖延改革进程。

    “春夏，去乾清宫请旨。”李知安放下奏折，语气平静，“请陛下下旨，举办一场‘太医署论医会’。邀京城名医、民学监医科学子及军中医官共同评议太医职能。”

    春夏应声而去。

    李知安心中自有盘算。

    她要借这场论医会，将太医院的固有观念暴露在阳光之下，让新旧思想进行一次正面的碰撞。

    她相信真理越辩越明，年轻一代的力量，足以冲击这些顽固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