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浓重的口音，眼睛亮得像落了雪的星星。

    我蹲下身，接过那半块有点凉的玉米饼，指尖触到他冻得发红的小手。

    “你爸爸会没事的。”我的墨西哥语不算流利，却尽量让语气听起来温和。

    女人也跟了出来，眼眶通红，却用力攥着她的手。

    “谢谢你…我们没有钱…但我可以给你做饭…给你打扫卫生…”

    “不用。”我笑了笑，站起身时，肩膀的酸痛好像轻了些，“这是我的工作。”

    回到休息室时，咖啡已经凉透了。

    我看着窗外的雪，突然想起母亲何玲说过的话：“当医生不是为了拯救世界，是为了在有人坠落时，你刚好站在能抓住他的地方。”

    从前我总觉得这话太理想主义，直到此刻。

    那个虎口带纹身的男人，那个攥着玉米饼的小男孩，甚至是多年前南粤长隆里，被何玲用心地包扎伤口的陌生小孩，他们的脸在眼前重叠。

    这些人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却因为我的手，多了点活下去的可能。

    我起身去换衣服，白大褂上的血迹已经凝固成深色，像幅抽象的画。

    走廊里的红灯还在闪，急诊室的门被推开又关上，永远有新的病人涌进来，带着各自的故事和绝望。

    我知道，自己从来不是什么超人。

    我会累，会在连续手术失败后躲在楼梯间掉眼泪，会在面对无理取闹的家属时感到无力。

    但就像林疏棠当警察的意义藏在追凶的脚印里，我的意义，或许就握在这双沾着血与消毒水的手里。

    在缝合的每一针里，在按压的每一次心跳里，在那些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她而多喘的一口气里。

    芝加哥的雪还在下，我走出医院大门，冷风吹在脸上，却让她觉得清醒。

    我明白我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着这个世界的荒芜。

    我裹紧了外套，往公寓的方向走。

    雪落在我的发间，很快就化了，像某种温柔的亲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