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爷爷去世的消息，我应该是嚎啕大哭的。可是我没有，我安静地像什么都没听到。我后来也问过我妈妈，我妈妈当时在锅屋里，她告诉我，爷爷确实死了。“他自尊心强，不去人家里挑水吃，他去大井挑水；他自己种的新麦，还没吃上！”妈妈眼睛里泛着泪花。爷爷是不知道，他这个在他眼里很“奋事”的、经常跟他吵架的儿媳妇，竟是这世上为数不多的为他流泪的人。爷爷更不知道，这么多年，她是怎样苦熬着，抚育着他的三个孙子。而我们，就像是夏日干旱土地上的小草芽子，没有绿茵的庇护，没有水源的滋养，但是我们还在顽固地生长。是的，贫贱而顽固地生长。用我妈妈的话说，我们娘四个是靠天生长。
我妈妈哭了，我还是没哭，我不想参与她的哭泣，我不想引起她更多的眼泪，我不想跟她哭作一团。不是为了她，而是因为我在异乡，这里不是我哭泣的地方，我的眼泪不应该滴落在这里。这是固执，还是我为自己的冷漠找到的借口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我只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次次地梦见爷爷，他在我的梦里被人毒打，我为他呼号，为他痛哭着匍匐在地。他在我的梦里一次次地死去，我为他抚棺哀恸，为他尽一个孙女的孝道。爷爷死的时候，我没有做到的，我在梦里一次次偿还。
这么多年，我依然梦见幼小的我们，幼小的弟弟妹妹，还是在山东的模样，他们那么小，那么需要庇护。我们三个趴在一片危岩上，我一边保护着他们，鼓励着他们，带着他们艰难地往前爬，一边流淌着思念爸爸妈妈的眼泪。
我已经年近四十，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梦里，我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我跟更加幼小的妹妹在一起，吃着白色的馒头，看见妈妈来了，她把一双鞋塞在我家土墙的破窟窿里，慌慌张张又要走。我跟妹妹大哭：“妈妈啊——”那一声“妈妈”里，有多少悲痛。妈妈啊，我们可想你了，妈妈啊，你别走！我张嘴大哭，哭地露出了嘴里的白色的馒头，妹妹也在哭，她也张着嘴巴，我看见了她嘴里的馒头，她也看见了我的。这种梦，说给妹妹，她也会笑笑，觉得无聊吧。她体会不到，她也没有功夫去体会。妹妹已经三十几岁，她十几岁就嫁了人，她跟她老实的丈夫一起卖菜，养着三个孩子。
我小时候离开南乡，还只是五六岁。我离开荆堂是十五岁。童年的事情，我记不清了。我只是把那些偶尔从我记忆中蹦出来的部分，简单的记录下来。只是像小时候晾山芋干子一样，一块块地把他们晾出来。算是我给爷爷，给荆堂，给我的心，一个交代。
我去菜场买菜，还是最想买大大的圆圆的茄子。因为我小时候吃过一次，不知道是谁给的，卷在煎饼里，一大块，一大块的，有些酸溜溜、油汪汪。我想做同样好吃的茄子，可是我做不出那样的味道。就像朱洪武，这辈子也吃不成他当初要饭时吃的“珍珠翡翠白玉汤”。
我无意杜撰，我想保留我记忆里的山东最本真的样子。而我所记下来的，都是我最喜欢的。我记下的，都是我心里那些可爱的人，可爱的事，可爱的日子，甚至是可爱的人的性格里、命运中，那可爱的部分。所以，我只记到我十五岁，离乡之前的日子。其他的，我不想记，也不想想起。那些烂糟的生活，就暂且让他随风而逝吧。而我所记下来的，都是经冒花泉里的水淘洗净的一块块璞玉。没有任何技巧，没有任何剪裁，就让他原原本本的吧。我是固执的，我要尊重我自己的心啊。他们不能改变一点点，我不能张冠李戴，甚至他们的名字，不是出于对他们的尊重，我都不想做一点点改变。他们的名字多好啊，与他们自己，与荆堂那片土地，与我——大省的记忆，多么契合啊。
荆堂是回不去了。听说已经搬迁了。庄里的人都搬迁到了北山里，那里，还会有“茂猴子”出现。西岭不在了，柿树不在了，那些石头不在了，要统一种地。那些人，都已经老去，那些坟，我爸爸的坟，我爸爸的碑，也都已经不在了。而我，离乡快三十年了，乡音已改鬓毛衰，即使回乡，又有几人认得我，又有几人还能叫我一声“大省儿”呢。
我在平常的生活里，时不时就蹦出来关于荆堂的记忆。我知道，是他在呼唤我。就像我当初离开荆堂的时候，夜宿姥姥家，夜里，耳边传来一声声的鸡叫，像是我的爷爷，在一声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大省儿——大省儿——
多想再回到荆堂，站在那长满了小草的黄土路上，说一声，我是大省，我回来了！我是大省儿啊！可是荆堂还会认得我吗？我怀着四十岁的满腹悲凉，我顶着四十岁的两鬓苍苍，再见荆堂，只怕荆堂也不认不出我来了。荆堂和我就这样逝去了。随着曾经在荆堂住过的人一代代老去，荆堂必将会永远地逝去，逝去在活着的人的记忆里。
说实话，关于后来的日子我是不想写的。关于南乡，关于我后来的婚姻的伤，关于我在职场上见到的听到的，那些糟粕，我其实根本是不想写的。我只想保留我生命里最美好的那部分。我不想写后来的事儿。你要相信，你的笔太单调，你根本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