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时候，要请个人上去讲两句吧。”他说。
“请人讲干什么？你也可以讲啊？”我说。
“我哪好意思讲。”他说。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就上去大大方方地讲呗。你还是编辑呢。实在不行，你就打个草稿。上去对着稿子读呗。”
“不行，我要请个人帮我去讲。”他说。
他开始打电话请人了。
“喂！何主任！这周五晚上，我想请同事参加我的婚礼。你看看，到时候，你能上去帮我讲两句吧？”他点头哈腰地对着电话那头说。
“哎呀！这个，你结婚嘛，对吧，我怎么好上去帮你讲呢。你要么请个司仪，要么自己上去讲嘛。”电话另一端的大概五十多岁的男人说。
“你是领导嘛，你帮我讲讲了喂。”他谄笑着说。
“哎呀，这个实在是爱莫能助啊。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是吧？要不，你看看你们组长马丽，你看看她能帮你讲两句吧。”对方的老头儿踢皮球说。
“那好，我来问问马丽。好。嗯。”他卑躬屈膝地说。
“喂！马丽！”他又眉眼挤在一起谄笑着跟对方说。
“是这样的，我不是要结婚嘛。我想请同事吃个饭。到时候，你能帮我上去讲两句吗？”他奴颜婢膝地乞求说。
“这个我怎么好上去讲呢！我哪能讲！”电话那头儿的马丽断然拒绝道。
“你帮我讲讲了喂！”他用比女人还难听的不男不女的声音谄笑着说。
“我不讲！我哪能讲！我怎么好讲呢！挂了挂了！”对方断然挂了电话。
“都不给我讲，娘希匹！”他说。
“那你就自己讲呗。本来就不要请别人讲啊。”我说。
请客的那天，天很热。我忙完工作回到家里，看见床上还盖着厚被子。我就骑上自行车，去家纺店里买了两床夏被，着急忙慌地带回家，把家里的厚被子给换了下来。
没过多大功夫，他下班回来了，他的父母也来了。我们拿着东西打车去了饭店。
宾客还没有来，我们拿着烟酒喜糖橙汁雪碧一桌一桌地摆。
“你就这样？也不去化化妆？”他抱着烟酒在大厅里走着，转过头儿不高兴地问我。
“有什么好化的？人家同事是来吃饭的，又不是来看我的。大家平时谁不知道谁啊。化了妆反而假假的。我这样扎个马尾辫蛮好的。”我说。
“哎！连个妆都不化！不知道你在忙什么！”他在前面愤愤地走着。习惯性地摇了摇头。
他的母亲跟在他后头，跟他步调一致地阴了脸色。她看了我一眼，好像一个宠臣睥睨着另一个罪臣。那时候，在我的绝对的弱势面前，他风头正劲，他的母亲也跟着信心百倍。
宾客都到齐了以后。他要前去讲话了。我也跟他一起走了过去。我昂首挺胸地站在他的左手边儿。他拿起话筒，低着头，耷拉着肩膀，歪着屁股，斜岔开腿儿，站在舞台中央。像个宣读罪己诏的罪犯一样，他开始讲话了。
“尊敬的领导！同事！大家晚上好！”他用温和的讨好的口气说，“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婚礼。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辛辛苦苦地把我养大。他们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为了供我上学，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他们一辈子恩恩爱爱，和和睦睦。他们的这种家风也深刻地影响着我。”
台下鸦雀无声。
一个年近四十的大龄未婚男青年，对自己父母的竭力赞颂，着实没怎么让大家感动。
“接着，我要感谢宋编辑。我几年前买了房子，简单装修以后住了进去。那时候，我的家还不叫家，那只是一个房子。宋编辑来了以后，那才叫家。”他接着说。
“好！”台下一片掌声。
宴会结束以后，众宾客都撤离了。我们又开始打包剩菜，收拾烟酒。
“你不请假，害得我也没请假，匆匆忙忙的。唉！”他又气愤又无奈地说。
“进门儿那个桌子为什么没有人坐？因为那是四号桌！我们匆匆忙忙地居然设置了一个四号桌！人家来赴宴哪有坐四号桌的？唉！”他又习惯性地无奈地摇摇头说。
既然罪过都是我的。他的母亲也不说话。我在他的习惯性的打压下也习惯性地不辩驳不说话。
我们一起把那些啤酒、饮料都搬到酒店门口儿的马路牙子上，叫了一辆车，打算把那些东西连同我们这四个人一起搬运回家。出租车还没有来。我们站在马路牙子上等着。
因为忙着搬运东西，我们都忙地浑身是汗。
“天太热了，太渴了！”我说，“要喝水的。”
我打开一瓶橙汁，跟他妈妈说：“妈，你喝水吧？”
“你先喝！你喝完我再喝！”他妈妈说。
我抱起那一大瓶橙汁哐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