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烦死了！睡不着！睡不着！烦死了！”她愤愤地烦躁地在床上捣着。在她的噪音聒噪下，在她的坏情绪的渲染下，我不知道谁还能睡得着？这个女人不仅睡眠差，心态差，素质更差。她的亲妹妹就在我的对面，小声儿地安慰她：“姐，你慢慢儿睡。”
她还是继续折腾：“哎呀！烦死了！烦死了！”得，我的那么重要的高考睡眠就这样被她给害惨了。
我的高考成绩距离二本线还有几分，很不理想。成绩出来那天，我的心情当然很糟糕。我还记得我还没到家，就看到我弟弟跟我妈妈正翻了一大片玉米秸来晾晒。我弟弟用一个大茶缸子盛了一窝刚出生的小老鼠，笑着端过来给我看。那些小老鼠粉粉的，白白的，跟一个个小饺子一样，我知道那些小老鼠是藏在玉米秸里头的，但是我没有心情跟他笑。我妈妈怕我想不开，叮嘱我弟弟妹妹，让她们谁都不准说我高考失败的事。
“恁大姐没考好，恁都不要说她！恁听到了吗？恁要是揭她的伤疤，我饶不了他！”我妈妈警告我弟弟妹妹说。
是的，我妈妈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功利不势力。我考得好，她高兴，我考不好，她不嘲笑，不排挤。谁荣华富贵了，她不想着去沾一点好处；谁过地艰难了，她过着自己的苦日子的同时，还想着去拉一把谁。她自己是从泥淖里挣扎过的，所以，她并不会见不得你考地很差。你考地好不好，都不太影响她对你的看法，你有本事没本事，在她的眼里都不是很重要。她本来就没打算要你什么回报。
我填志愿的时候，填了新疆的一所很偏僻的学校。我妈妈怕我填地太远，担心我以后不能常回家看看。她到了晚上就来敲门，让我看看能不能把志愿改了，我从里头把门栓上，不给她开门，我妈妈也就没有办法了。她知道我高考失利，心情不好，这个时候，她倒是变得格外温和，不再跟我发火，也不再难为我。
该去上大学了，我妈妈送我。她烧了开水，放凉了，灌在两个白色的大塑料桶里。她又买了一大包煎饼，带了一包人家给我们的黑咸菜缨子。我们就这样上了火车。
火车上是去新疆拾棉花的农民。他们拖家带口，扛着大大的行李包，有的坐，有的站，夜里就坐在行李上靠着睡在一起。走道上、厕所旁边，座位底下，到处是坐着、躺着的人群。三个、两个，一丛、一窝，像茅草、像兔子，人挤人、人挨人。空气里是人们身上的臭味儿、汗味儿。
半夜，我们在座位上歪头耷脑地睡着了，时而被乘警的声音惊醒：“鸡窝铺到了！鸡窝铺到了！”我睁开眼看看熟睡的人群，再看看外面漆黑的夜空，不知道是谁该下车了。合上眼接着睡。
不一会儿，我又被乘警的骂声惊醒了：“不要你抽烟！又抽起来了！赶紧掐灭！”乘警对着一个光着膀子的男人叫喊着。他手里的皮带抽在车厢上，噼里啪啦地响。穿着蓝色短袖衬衣的乘警这时候成了大家漫漫征途上的好当家，尽管他大呼小叫、骂骂咧咧，可是每次看到他，我的内心总会觉得暖暖的。
我们就这样在火车上坐了三天两夜，才终于到了新疆。我们开始转车，坐汽车去学校。我看到公交车上赫然写着“西域”两个字，啊，敢情我到了西域了。
到了学校大门口儿，就有热情的大二师哥师姐来接我们。我妈妈就要回去了。我舍不得离开我妈妈，难过地哭了。
我妈妈酸着鼻子、掉着眼泪跟我说：“你哭什么的！别哭！人家花木兰从军十二年都不回家。你这才四年。”
我是刚到新疆就后悔了，这儿离家简直比出国还要远啊，我想回去了。
报道的时候，接待我们的是郭老师。郭老师个子很高，眼睛很大，扎着低马尾，头发黑黑，皮肤白白，嘴唇红红的。她的嘴巴有一点点轻微的地包天，这样反而显得她很洋气。她是重庆人。是一个四十岁的中年妇人。那年我二十岁。当她微微地低下头，用她的深沉又悲哀的眼光看着我的时候，我的赤贫的家底儿和我在这样的家庭里所受的所有的委屈都被她尽收眼底了。我还记得，当时，我穿着一双早就过时的粉红色的带鞋袢的鞋子。那种带鞋袢的女式小白鞋在九十年代就开始流行了。后来升级为粉色的。我在她的悲悯的俯视下悲哀又绝望地看着她。我满脸痘痕，毛孔粗大。衣衫过时，神色悲催。她把我叫到她家里去，给我收拾了好几件衣服，还送给我一个红色的大皮箱来给我装东西。她离异了，有一个九岁的女儿，叫蕾蕾，长得很漂亮可人。
我说：“郭老师，您怎么就那么相信我呢？”
郭老师说：“我们阅人无数。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什么样的人了。你骗不了我的。我跟你有同样的经历，所以我看到了你就像看到以前的我一样。我也是家里穷。不过……”
郭老师笑了笑说：“这句话跟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