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汪前，要先把苇子汪里的水抽干。苇子汪抽水了，汪里的水越来越少，男女老少，都卷起裤腿儿来汪里抓鱼。大家一起在齐膝的汪水里走来走去，汪里的水浑了起来，大家都趁着浑水好摸鱼。我和我弟弟还有大龙、大伟都来了，我们拿着网兜在汪水里绕来绕去，捞来捞去，我们一群小孩儿在水里走着，叫着，捞着，也收获了半碗底的小毛鱼。别人家的壮劳力弯着腰蹲在水里，闷声不吭地在汪里摸，时不时摸到一条大鱼，“呱唧”一下甩到岸上，他的家人，另一个壮劳力，在岸上等着拾鱼。
我爷爷平时也常去水库边上捞鱼，这次他居然没来。我和弟弟把我们捞的小毛鱼带回家，爷爷刷刷锅，给我们煎鱼。虽然是几条小鱼，但是我们也吃得喷香。
我以前不知道爷爷为什么没有来跟我们一起捞鱼。爷爷抓鱼比我们有经验，他抓鱼的法子和工具也比我们的多。他为什么不去呢？爷爷如果去了，说不定能抓到几条肥肥的大鱼呢？可是爷爷一脸不在乎的样子。他也许根本就不想去？
我到现在想想，才稍微明白一点，也许是爷爷因为自己年纪大了，怕人说自己一个老头子还那么馋嘴好吃？还是因为那汪曾经是二姑家承包的，所以我爷爷不屑去捞她家的鱼？还是因为爷爷怕自己去苇子汪捞鱼，二姑夫看到了，会羞辱他？
不久后的一天，庄里的男女老少拿了铁锨，铙钩，来苇子汪干活了。全体男女老少被分成一组一组的，把汪底的土用铁锨扬起来，堆到汪坝上。跟往年间“出夫子”修大坝似的。挖苇子汪的任务，每家都有份儿。我家没有男劳力，只有我妈妈一个人。
我上学回家，去苇子汪找我妈妈，她正抄着铁锨，跟庄里的人一起挖苇子汪呢。庄亲事邻在一起干活，倒也是热火朝天。战海大叔和大队干部是不会去干活儿的，战海大叔顶多拿着茶杯，去监督一下工事的进程。苇子汪里到处是泥土和沙砾，站没站的，坐没坐的，战海大叔溜达一圈儿也就回家了。他让人把一根长长的苇子杆，插在大坝上的土堆上头，以此为标记，大家要把土堆到那根苇子的顶头上，才算完成任务。
大家干得又苦又累，还惦记着自己的田地，心里发急，就商量着把那个做标记的苇子杆掰断一截。大家商议已定，跟我妈妈说：“嫂子，你去掰一截儿去。”我妈妈说：“那我掰了哈！”大家说：“行！战海回家喝茶去了，他不知道。咱谁也别说。”“好！”我妈妈立刻放下手里的铁锨，走到那土堆上树立的苇子杆旁，踮起脚后跟儿，“咔嚓”，就把那做标杆的苇子杆掰掉了一截儿。这下，大家的工期缩短了一些，心里都轻快了不少。
那段时间，我跟大芬走地很近，大芬的爸爸，我跟他叫三爷爷，他这几年跟战海走地很近。三爷爷个子很高，细长脸，白净、爱笑，一笑起来，那张瘦长的脸，像济公的僧帽一样，仿佛要弯起来。三奶奶嘴巴翘翘，腮帮子微鼓，大芬长得像她。
因为三爷爷有文化，新做了荆堂的会计，每次他在广播里讲话的时候，总是把“咱”说成“我们”。那时候，庄上的人还不兴说“我们”。那时候，我们把“我们”说成“咱”、“俺”，把他们说成“怹们”。所以，每次大喇叭响起来，三爷爷在里面说“我们”，“我们”的，我都觉得别扭，觉得他狗吃玻璃——净拽洋词儿。他为什么非要与众不同地说“我们”？是不是在卖弄他的文化呢。我对此颇有些鄙夷。三爷爷的文化，在他这么多年推胶车子、推山芋的过程中，恐怕早就所剩无几了吧。那时候，我已经上四五年纪了，自信比起三爷爷来，我认识的字，只多不少呢。
我去他家找大芬玩，三爷爷杀了猪，把煮熟的一大盆猪下水端上来，一家子围着吃，老娄奶奶也被叫了来，三爷爷也没躲避我，还给我挑了一块香香的猪耳朵。
有一天晚上，我又到她家里去找大芬玩。三奶奶包了饺子，战海光了膀子，乐呵呵地吃着饺子。他们一个会计，一个大队书记，边吃边说着以后的工作，计划着过些日子去西口走走。三爷爷跟战海说着、谈笑着，其乐融融、君、臣和乐。
又是一个晚上，还是那个夏天，三爷爷小心翼翼地躲在屋里不出去，让大芬去大门口观望着，随时来报告外面的情况。我知道有事要发生，也跟着大芬一起在大门口观望。后来，就听说，战海去王四的哥哥王三家里跟王三打起来了，大概因为超生的原因吧，战海与他结怨已久。二人在厮打之际，王三的老婆拿起菜刀朝战海的腿上砍去。结局是战海自己一瘸一拐的离开了荆堂，向西，奔西岭而去。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回来。
那段时间，我去上学的路上，经常看见王三和他的岳丈，一起骑着自行车，顺着南家前的小路，往乡政府的路上进发。他们的自行车，像一匹战马，在南家前的小路上颠簸起伏。他们的脸色沉沉，肩上、腹中，装着沉沉的心事。他们的脸上，有着荆轲刺秦的肃穆和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