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西头，我最常去的就是西岭啊。去西岭的路是全庄唯一的一条宽阔的黄土大路。沿途有几棵老柿树，上面有大大的鸟窝，傍晚的时候，一些黑鸟就飞来歇宿了。柿树皮是黑灰色的，一小块一小块皲裂开，像一个个小小的乌龟壳，用手指掐一掐，摁一摁，灰黑色的松松的树皮屑就掉下来一块。那灰黑色的树皮上和皲裂的树皮缝里，又带着些白色的粉末。仿佛是哪个俏娇娘顺手洒了一些官粉在树皮上。
柿树下，是挥起镢头刨地的人家，镢头刨进土里，撞到石头块儿上，发出好听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叮当”，“叮当”，那声音跟着挥起镢头的手臂和镢头，一起一落，回荡在我的耳朵旁，非常清亮。但这些石头对那些镢头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它们常常会让那些崭新的镢头卷了刃儿。卷了刃儿的镢头可怎么刨地呢。打量打量，找块合适的大石头，把镢头放在石头上，左手把着镢头把儿，右手拿块石头，朝着镢头卷起来的刃儿砰砰砰砸几下，那卷起来的刃儿大概就可以被砸平了。
往上走，到了真正的西岭上，地头田边，多的是一棵棵容易攀爬的柿树。山区的人，从小就练就了一手爬树的好本事，这些柿树树干不高，树干早早就分了叉，我抬起膝盖就跪在了树干上。踩着树干站直了，攀着手上的一条粗粗的树枝“刷刷”爬到了树上。树下躺着摇着尾巴驱赶牛虻的老牛，树上是红彤彤的柿子。挑最红的、熟地最透的柿子摘。“帽顶子”太小、太常见，“满堂红”虽然甜可是汁水太稀，还是“牛心”柿子香甜醇厚。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地谁家的柿子，熟透的柿子随便摘。我小时候，常常是清晨无事，就挎个篮子到西岭摘一篮柿子回来。
西岭一直向西，就是水库边儿上了。那儿有一片岩石，被爷爷叫做“货郎石”。“货郎石”那儿，是一处高高的山崖，崖上是侧立的土黄色的岩石。爷爷说，从前，天降大雨，一个小货郎，挑着货郎担子路过此地，为了避雨，躲到岩石底下。谁料寒雨连天连夜，雷声滚滚，岩石崩塌，将小货郎连同他的货郎挑子一起埋了。于是，此后每逢下雨天，岩石附近就会有货郎鼓的声音。
有时候，我打“货郎石”跟前路过，抬头看着那片岩石，那岩石上起伏的纹路，真的像个站立的人形。
有时候，在阴惨惨的天气里，我打远处看着那片岩石上一丛丛的绿藤枝，不知道夜里，“货郎石”下，会不会有货郎鼓声响起。哦，货郎石，货郎石，身死他乡无人知。家中老母谁牵念？家有妻小谁看护？埋骨青山悲不尽，孤魂难散夜夜哭。小货郎也是一个流落异乡的可怜人。世上又有多少人像小货郎一样，背井离乡，又客死他乡，不能魂归故里呢。
荆堂的柿子太多了。有一年八月十五，我爸爸带着我去摘柿子。我兴致勃勃，以为爸爸会去我最爱去的西岭上摘柿子，到时候，我也能爬爬树，大显身手呢。谁知道他带我去了离我家不远的北荆堂的“梨树行”。爸爸摘柿子也不爬树，他拿着带铁钩子的杆子去摘柿子。他个子高，拿杆子一伸手，就够到了树枝，一枝红柿就被他给抓过来了，他很快就摘满了一篮子柿子。红柿红彤彤的，带着绿油油的树叶，卧在竹篮里，美丽又讨人喜爱，只是没有我想象中的乐趣。爸爸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他全程除了让我挎着篮子跟着，不跟我说话，也不给我讲故事。不像爷爷，在带着我玩儿或是带着我干活儿的时候，总是念念叨叨地给我讲故事。
听我妈妈说，我爸爸小时候也是来过梨树行的。那时候正逢“艰年”，家里穷的没有粮食吃。我爸爸那时候还小，每天在梨树行里看鸡。他见人家地里有秋收落下的烂山芋，就带了把刀，趁着看鸡的空，坐在地边子上削烂山芋，削好了带回家，煮给全家人吃。我爷爷回家来，看见我爸爸的山芋，不但不喜，反而责骂他不务正业，不好好看鸡，不让他吃饭。我爸爸是个老实人，也不敢辩解，哭着离开了家，来到梨树行里。他半天没吃饭，肚子饿了，边哭边拾树上落下的青涩的小梨吃。吃得积了食，痛地捂着肚子打滚儿。我爷爷对他不管不问。我奶奶喊了人背着爸爸去小诊所看了病。
爸爸摘上一篮柿子，买上二斤月饼，打上两瓶散酒，就拿去孝敬他的双亲了。
“别跟恁妈妈说哈！”我爸爸告诉我说。
“噢！”我嘴里答应着，心里想，这样机密的情报一定要跟我妈妈说。我可不能错过这立功的机会。
后来一到南乡，我就原原本本地跟我妈妈说了。我那时候还小，但我知道把我在山东看到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妈妈，把南乡的事尽可能守口如瓶，不配合山东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对我进行的“套话”。
“妈妈，八月十五，俺爸爸给俺爷爷给俺奶奶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