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下，这是西域篇的定稿，请您过目。”主修官王启年捧着一卷书上前，他是王晏的孙子，继承了祖父的严谨，连标点符号都校订得一丝不苟，“关于萧安殿下在西域推广棉花的记载，我们查了三十七个县的方志，确保每一笔收成数字都无误。”
萧承宇接过书卷，指尖抚过“开元七年，萧安于交河城试种新棉，亩产较旧种增三成，牧民始有暖衣”的字样，忽然想起父亲当年带回的那捆粗棉布——灰扑扑的，却比任何绸缎都珍贵，因为那上面织着牧民们“再也不用挨冻”的期盼。
“这里要加一句。”他提笔蘸墨，在页边添道，“棉种改良，多得沈微婉亲授的‘燥湿法’，其法载于《普惠农书》卷三。”
王启年愣了愣：“殿下，史书记载皇家功绩，历来只提帝王将相，太后的农术……”
“史书该记的是功绩，不是身份。”萧承宇放下笔，目光扫过满室卷宗，“当年若不是太后教牧民分辨土壤干湿，棉花在西域根本种不活。这样的功绩，凭什么不能写？”他指着墙角堆积的百姓奏折，“你看这些，北疆的牧民说‘棉花救了我们的命’，江南的农户说‘新稻种让全家能吃饱’，他们记着的，从来不是谁是皇帝谁是太后，是谁真的帮了他们。”
王启年躬身应道：“臣明白了。”
正说着，编修王二捧着一卷旧档匆匆进来，脸色涨得通红：“殿下，您看这个！是当年陈默案的密档，里面记着镇南王其实……其实暗中资助过陛下登基！”
卷宗在长案上展开，泛黄的纸页上，镇南王府的账册记录着“某年某月，赠萧玦粮草三千石，甲胄百副”，字迹与镇南王亲笔手谕一般无二。萧承宇看着那些字，忽然想起祖父书房里那幅镇南王的画像——温和的眉眼间，藏着不为人知的担当。
“之前为何没发现？”他问。
“这卷宗一直混在‘逆臣案’里，”王二擦着汗，“当年陈默为了坐实镇南王通敌，故意把这些‘资助叛逆’的记录塞进去，反倒让后人忽略了……”
萧承宇沉默片刻，忽然道：“把这段加到‘镇南王传’里。他不仅没通敌，还是辅佐先帝登基的功臣。当年的冤案，该昭雪的不仅是他的罪名，还有他的功绩。”
王启年有些犹豫：“可史书记载，镇南王最终是‘病逝’，并未平反……”
“史书要记的是真相，不是当年的定论。”萧承宇拿起笔，在镇南王传的初稿上圈出“疑似通敌”四字，重重划去，“改成‘为陈默构陷，蒙冤而逝’。再补一段，‘开元十五年，萧玦亲查旧案，为其平反，追赠忠勇王’。让后人知道，公道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午后，编修们争论起来。起因是“普惠医馆”该归入《方技传》还是《民生志》。主张入《方技传》的认为，医馆再厉害，终究是“技艺”；主张入《民生志》的却说，普惠医馆救了数十万人，比任何政策都影响民生。
萧承宇听着争论，忽然让人取来普惠医馆的历年账册。他翻开其中一页，指着“开元二十三年，交州瘟疫，沈微婉率弟子入疫区，三月未出，活者逾万”的记录，又翻到《户籍志》同期的记载：“交州人口，疫后较疫前增千户——皆为流民归乡。”
“你们看，”他把两卷书并在一起，“医馆救的不只是人命，还有人心。流民肯回乡，是因为相信医馆能保他们平安；百姓肯纳税，是因为知道朝廷会管他们死活。这样的影响，难道只是‘方技’？”他顿了顿，声音愈发坚定，“入《民生志》，而且要单独立篇，从老郎中到如今的女医，一代一代写清楚。”
傍晚时，沈微婉派人送来一叠纸，是她整理的《普惠医馆大事记》：“贞观二十七年，老郎中于京都开馆，立‘看病不分贵贱’规矩”“开元三年，沈微婉增设‘女医科’，收孤女林若薇等为徒”“开元三十年，江南分馆始设‘传习堂’，授医术于女子”……每一条都记着年月日，甚至连当年义诊的乡野名称都写得清清楚楚。
“太后说，这些事她记了一辈子，怕忘了。”送东西的宫女轻声道，“她说史书记不记没关系，只要医馆的人记得就行。”
萧承宇看着那些娟秀的字迹，忽然想起小时候，祖母教他认药草时总说：“每种草都有自己的性子，记准了才好用。人也一样，做过的事，得记着，才知道以后该怎么走。”史书又何尝不是如此？记功绩，不是为了炫耀，是为了让后人知道，哪些路走对了，哪些事该坚持。
三日后，萧承宇再次来到史馆，却见编修们围着一幅画犯愁。画是西域画师所绘，画中萧安正与马匪头目分食一块麦饼，背景是燃烧的马匪窝——这是当年萧安收服西域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