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比弟弟早起做早饭，给弟弟所有闯的祸“擦屁股”，成绩一直年级前五，干脏活累活不喊累，乖乖读书从不闯祸——可这所有努力在妈妈眼里，仿佛全是“应当如此”，甚至变成“你能照顾弟弟，说明你长大了“的资本。
母亲的逻辑始终如一：女儿要为弟弟让路，这不是牺牲，是“理所应当”。
母亲身上的厌女不是凭空长出来的——是代际压抑、性别羞辱、资源不均衡下积压出来的仇恨变种。
当女性无法在体制中对抗男性，就会把压迫复制到女儿身上，好像这样就能暂时“变成”男性的同盟者。假装自己成为男性。
她的母亲深信，只有生了儿子，才能“翻身”；而她，就是那个失败的起点，一个没什么用的耗材。
她想起上初中那年，她的青春期来得比同龄人早，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事还要被母亲讨厌。但她母亲就是很讨厌她，像在看下水道里的老鼠——嫌恶，失望。
她刚进门，母亲看了眼她的裙子，眉头一皱：“你也太不知羞了，这种事还弄脏衣服走一路？不知道避着点？”
那一瞬，本就什么都不知道的她，仿佛不是一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小女孩，而是一个“脏污”的象征，是必须被羞辱、被压抑的身体。
那天晚上她躲在被窝里哭了一夜，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为什么我不是男孩？要是我是男孩，我就可以得到她的爱。”
但等她长大后才知道——就算变成男孩也没用。她不是“那个儿子”——她是那个被遗弃的“女儿”，这才是原罪。
她看着自己因为压抑而扭曲的背影，感到窒息。
为什么她再怎么做，都是原罪？
“你是个女孩，不要太多要求。” 安安最早听见这句话，是六岁那年。
那年冬天过年，她的旧棉衣已经穿了两年，肘部磨得起球，袖口也褪了色。她想换件新的。妈妈看都没看她：“你穿旧的那件就行了，小天的衣服才刚买了新的，这个月不多花钱了。”
那一刻，她懂得：弟弟的“新”，是家庭的刚需；她的“想要”，是无理取闹。
从小到大，她的“需要”从来不是“需要”，她的喜好不被尊重，她的优秀被当作“应该如此”，而她的情绪，则被嘲笑为“玻璃心”“多事”“太敏感”。
初中时她考进了区重点，每天五点起床背书、晚上十一点才躺下，成绩始终保持在前十。她偷偷希望，如果能考进省重点高中，妈妈会为她骄傲一次。
那年放榜，她拿了全校第三名，名列金榜。
她站在门口捧着通知书，妈妈却在厨房埋头剁肉头也不抬：“你去上高中又要钱，你能不能自己找个班上自己挣钱？”
她张了张嘴，最终没说出那句“我也想被你骄傲地提起一次”。
家里客厅不摆她的奖状，妈妈只留了弟弟的从小到大的各种照片。
她问母亲：“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出成绩？”
母亲洗着碗：“我不是不喜欢，我是怕你骄傲。女孩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到时候条件太好也没人敢娶。安安你记住，男人不喜欢太聪明的，你要贤惠，温顺。”
在那个把“女孩子就应该温顺”“女孩子不能太要强”“女孩终究是要嫁人的”当作圣经的家庭里，她始终是那个多余的变量。
这些母亲培养的不是自己的女儿，而是别人家性价比拉满的好儿媳。我去你妈的。
她迷茫了，难道她学出来就是为了成为一个高昂一点的保姆吗？
一个体面一点的，卖个高价的，美丽的（她是美丽的）被他人欲望着的空壳子？
于是她拼命读书、打工、自学理财、兼职家教……努力想为自己挣得一个“配得起梦想”的资格，可母亲只会说：“别折腾了，你弟工作还没着落呢，多帮帮他！咱家指望你嫁个好人。”
连未来的自主权都早早被剥夺。
当她终于站在广州的大学城，面对形形色色的城市人，精英与上层社会的光鲜面孔时，她才发现自己和她们的距离，根本不仅仅是“自信”或“气质”，更是—— 从小生活的环境和认知。
她们是被鼓励去试错、被呵护去飞翔的人，而她，是从小被“打压成长”，再从“自卑中逃亡”的人。
而安安，永远不是主角。在这个社会的剧本里，她一直只是个“灰姑娘”——而且没有童话的那一场逆转。
她不甘心。
现在，当她站在Brady那样的世界边缘，听他们谈出国、谈融资、谈项目、谈未来，从帕尔玛火腿到君士坦丁的陷落，谈摩洛哥柏柏尔人的文化和建筑到西班牙的阿尔罕布拉宫，从挪威Svartisen 360°全景冰屋到南极顶奢Sic邮轮配潜艇探险，那是她闻所未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