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真正的问题是：

    神化的考试从未带来真正的平等，反而掩盖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地域差异、家庭背景带来的巨大落差。

    它让千军万马涌向同一座狭窄的独木桥。

    于是我们看到，在一个缺乏结构性就业缓冲机制的社会里，学历被等同于“资格通行证”，大学不再是启蒙的殿堂，大学不再是对纯粹学术研究和科研的进修之处，而是生产“学历标签”的流水线。

    这种标签，不管是否与实际能力匹配，都会成为求职市场的第一筛选器。

    问题是：学历可以批量制造，但岗位却不能同步生成。

    这就导致了学历通胀——一种教育悖论。90年代，“本科生是天之骄子”；到了2020年代，“硕士只能送外卖，博士改行开网店”的报道屡见不鲜。

    大环境对高学历的需求早已趋于饱和，但个体却被推搡着继续投入巨大的时间与金钱，去获得一个越来越贬值的“资格证”。

    而学历贬值之后，所有人只能卷得更狠。大学不再是终点，而只是一个新的起跑线；考研、留学、考公，成为新一轮“学历军备竞赛”。可这并没有带来更高的社会效率，反而制造了更多心理内耗与结构性焦虑。

    大多数家庭在“不能输”的恐惧中，为孩子投入全部储蓄和情感资源；而底层家庭，在“押宝”的心态下，把孩子送去补习，只为赌一次飞跃。

    但当现实不滿足幻想的預期，“希望”开始转化为“失望”，再转化为“愤怒”。于是，仇富、犬儒主义、身份焦虑、阶层固化情绪交织出现，教育的原初价值——作为自由、思考、成长的过程——被彻底异化。

    这不是某个孩子、某个家庭的失败，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系统在失速中的悲鸣。

    ”这是一种幻觉的社会性共谋。“人们明明知道“鲤鱼跃龙门”的概率渺小，却仍旧愿意把全部家庭资源压在这条赌桌上；他们也许明知某些本科毕业生找工作照样内卷、照样送外卖，但那种“考上大学就一生光荣”的神话，仍在街头巷尾反复传诵。人们不相信系统，却偏执地相信考试，可是考试本身就是一种系统。

    这种幻想本身，就是“制度焦虑”在底层的隐秘表达。社会失去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于是每一个个体都必须自己造神，自己献祭。

    他们固执地相信：只要熬过这三年，就能一飞冲天，摆脱宿命。

    而在这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惧怕多元化”“惰性思维”。高考之所以被神化，是因为它看似最公平、最清晰，最容易掌控命运，但也仅仅是看似而已；相反，职业教育、技能路线、”一技之长以傍身“这些选项，虽然可能更符合现实，却显得过于复杂、风险太高、缺乏“体面”的社会认可。

    于是大多数家庭便擅自决定了孩子的命运轨迹：读书、考试、上大学，要的只是大学听上去的体面，仿佛除此之外皆是堕落、皆是失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而更荒谬的是，即使高考早已不能“包打天下”，即使本科毕业生已成“就业困难户”，人们仍执迷不悟于大学等于铁饭碗，大学等于万事通。

    这种对高考的擅自幻想，已不再是理性选择，而是一种心理逃避机制——逃避面对现实的复杂、逃避系统性改革的迟缓。

    就像一场集体的梦游，所有人都知道梦的尽头可能是悬崖，但没有人愿意醒来。

    学者赵鼎新指出，社会秩序是一种“准宗教式的威权结构”，而高考，被赋予了某种超越现实的“仪式性正义”。它不只是考试，它是一种替代性的信仰，在缺乏真正社会流动的情况下，安慰着大多数人“不甘心却又无能为力”的精神空洞。

    正因此，每当有人质疑高考的制度公平或效率问题，社会上便立刻掀起激烈反弹：你想取消寒门的希望吗？你要打破唯一的上升通道吗？——他们害怕的，不是高考改革失败，而是高考一旦被否定，他们将彻底无路可走。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神化的高考从未带来真正的平等，反而掩盖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地域差异、家庭背景带来的巨大落差。

    它让千军万马涌向同一座狭窄的独木桥，却从不告诉他们：对岸并不宽广，甚至根本没有桥；

    甚至也只能让他们看到考试这一服从性筛选，而不是对生存技能的储备和对结构的反思。

    范琳琳记得方晴子说：“在当代，文凭主义的蔓延，早已不只是教育系统的内伤，而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焦虑的外显症候。

    在一个缺乏有效就业缓冲机制与社会分流渠道的国家，学历逐渐被抽象为一种“身份凭证”——它不再是对学识的认证，而是一个可以换取社会资源的通行证。

    大学，本应是通往学术、思想自由与人格锤炼的殿堂，如今却越来越像一个为就业市场代工的加工厂，流水线式地为年轻人贴上标签：一本、二本、985、211……每一个标签被群众擅自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