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dy点头，视线停留在屋角交错的木榫上：“榫卯技术在这里居然保存得这么完整。”
“是的，很多人不知道撒拉族清真寺其实用的是全木构，不打铁钉，建筑风格接近中原宫殿。最出名的是街子清真寺，完全对称的布局，雕花斗拱和汉式歇山顶，都体现出一种融合感。” 安安解释说：“很多民族刺绣是非遗项目，但年轻人学的越来越少了。我奶奶撒拉尔人，她会，我不会。村子里镇子里生的孙女们现在都在西宁或兰州四川去上学了，觉得这个太土，费眼睛，还挣得少，有些地方就靠政府扶持，撑一会儿。”
他们又走了一段，经过小广场时，Brady走过这里很多次。有一群孩子在拉面馆前面踢球，球滚到Brady脚下，一个脸颊晒得发红的小男孩跑过来，有些怯地说：“叔叔……可以还给我吗？”
他把球递过去，男孩道了谢，飞快跑开。安安望着他们，眼神有点黯淡：“这里很多孩子是留守的，父母去了内地打工，有的在东莞，有的在义乌，一年最多回来一趟。”
Brady深吸一口气。他又不知道怎么接话了。想了一会儿，审慎地说：
“另一个让我感触很深的问题，是村镇人对于经济认知的代际冲突。安安，我很震撼，太多信息了。我在一次村头拉面馆的闲聊中，听一个22岁青年讲：“我爸希望我回家当村干部，我妈希望我回来接面馆子。可我想做电商做直播，我想开摄影工作室。但他们根本听不懂这些。”
天色渐晚，黄河风带着凉意。安安走在前头，脚步稳稳。静静的听着，她回头看了一眼落在后面的Brady：“你还好吧，走得动吗？” Brady笑了笑，擦了一下额角的汗：“还行，习惯就好。”
“其实我一直都想离开这里。”安安扭回头，又说，“不是说我不爱故乡。山是真的好看，羊肉家里的才是真的香，风景是真的安静。可是外面的世界那么大，新的东西那么多。这里多朴素啊，总觉得慢半拍，你要我一辈子待在这里、过这种日子，我真接受不了。”
“我在广州大学念书的时候，也不是没自卑过。”她忽然转过头来对Brady说，“班里有个女孩，叫陈可人的，生日请大家去她家吃饭——她家在别墅区，家里做什么金融和房地产，她自己有个大平层，餐厅都是落地窗。她养的猫就要四万块。跑题了，生日她们叫上我去西餐厅吃饭，吃饭要用刀叉，我那次是第一次吃什么法日混合料理，吃不明白海胆，而且我那时候连红酒杯都不会拿。”
她笑着说着，语气轻盈得像在讲笑话，但眼里却透出点倔强和不服输，“后来我学会了。我背词典练口语，大一考了六级，虽然没考过；去实习，太难找了，但我还在海投；我打工，争奖学金，我攒钱，还要寄钱给爸爸妈妈和弟弟。我的意思是—— 我也想有更多的选择和可能，而不是好像一直—— 一直——我也不知道。“
Brady静静听着，没打断。
“你刚才说‘文化和对家乡的热爱无法快速转化为经济回报’，我认同。但你知道我更怕什么吗？”她看着他，眼神像黄河水光一样清澈，“我怕我妈把她一生最好的时光都花在照顾我弟弟。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念大学的，我弟弟读职高，我出去了，就是我们的出路。乡愁是男人的土壤，他们永远有人托举，这里没有女孩的生存空间。我不想永远都这样，我要出去，我要离开，我是蒲公英的种子。我想去看一看新的世界，去找新的落脚之处。”
然而，安安的目光不再像之前那般平静。她微微皱起眉，仿佛在权衡着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矛盾？”
Brady愣了一下，似乎有些被戳中了痛点，但他依然笑着，“怎么会，我觉得你一直都很冷静。”安安低下头，她的语气突然变得难过，“我只是希望，有一天我能不再像现在这样，站在这里看着别人活得那么有意义，有前途。我呢？”
她顿了顿，语气忽然放缓：“我喜欢老家的刺绣啊，人也好，我童年的假期是在这儿长大的。我喜欢撒拉族的木房子和菜园子。可我不想学。我想走出去，扎根在外面。我准备好去深圳、去广州、去杭州，或者，去北京，我想进写字楼进大公司，找份稳定收入的工作，自给自足。哪怕给人当助理，站一天也不歇气。”
“你说不发达地区的年轻人被现代化裹挟，是‘文化冲击’。可对我们来说，那些不重要。挣多点钱出来才是生路。”
黄昏的风吹过河谷穿过山林，光打在她身上。她背影细瘦，面庞坚毅，有种让人不忍违逆的执拗。
“去大城市，哪怕只是靠一张录取通知书，一张车票，一份合同。”
Brady的心里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