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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故事讲到一半不欢而散，而我也彻夜未眠。

    第二天，我搭乘降谷先生的车一同前往法庭。路上，降谷先生主动聊及此事，

    “那时的我怀疑他是犯罪分子，而他怀疑我是公安，我们都有不得不留在彼此身边的理由。”谈起那些过往，降谷先生语气漏出几分嘲讽，

    “我们之间，说是爱，太过虚伪；说不爱，太过冷漠。”

    “可是发生了什么，让你们的态度有了那么大的转折？那以后绿川先生告诉你他被警校开除的原因了吗？”

    “......”

    降谷先生握紧方向盘，没有再回应。终于，车辆到达法庭的停车场，降谷先生先下车，一声不吭走在前面，我抱紧档案，下车后匆匆跟在降谷先生身后，

    “他告诉我了。”降谷先生忽的开口，语气不知是心疼还是惋惜，“他是为了保护嫌疑人刀下的小女孩，情急之下开了枪。后来他有向教官解释，但还是领了处分，被迫离开警校。”

    “而那唯一一位愿意听他解释的教官也已经死了。”

    “可是，太蹊跷了。”降谷先生忽的停下脚步，我也跟着顿住，听得出来，降谷先生的语气中带着几分不确定，“在涉嫌普通人性命的情况下，警察有权开枪击毙犯人，警校不至于是非不辨开除绿川。”

    “我甚至怀疑过他是警方的卧底，工藤。但后来等我有公安卧底档案的调看权限时，我特意查过几次，里面并没有他的档案。”

    “至于后面发生过什么，先等今天的法庭结束再继续吧。”

    我们停在走廊尽头，降谷先生深吸一口气，目光凝重地推开大门，法庭休息室内，律师早已到场等待。

    “今天的证人只有两位，一位是公安负责卧底方面的上层，一位则是在附近便利店打工的工作人员，等法庭开始，检方会主要以尸检报告和弹膛比对作为他们的关键证据。”

    降谷先生一面介绍，一面将事前整理好的文件简单清点一遍，递给我身旁的律师先生，我侧过头看去，身旁就是可靠的律师先生，可我还是不安地反复摩挲档案，整个人僵成一条立在原地。

    “放轻松，辩护是律师的工作。”

    像是为了安抚我的紧张，降谷先生拍拍我的肩膀，

    “而且以防万一，我会在旁听席旁听。”

    证言是关键，辩护的问题不必担心。

    我眨眨眼，领悟了降谷先生的话外之意。

    法庭正式开庭，我拿出一只笔，听着证言，记下关键信息。

    第一位证人是案发大楼对面的便利店工作人员，根据证言，当晚进入天台所在大楼的总计4人，第一位先生进入大楼再出来以后，第二位先生接着进入大楼，之后第三位先生（应该是绿川先生）进入大楼后，随着一声枪响，降谷先生冲进大楼后，又是一阵枪响。

    接着是第二位证人。

    那人一席西装，端正的领带，精准的衣线裤线无不彰显着他严正精确的形象。我翻开档案，对上那人的脸和名字，

    严徒健人。

    这是曾经负责管理联络人的，降谷先生的上司，降谷先生曾经介绍过他，严徒健人做事一向严谨，一般认定的事实便是真相。在严徒健人的证言中，案发当天这位上司也赶到现场组织调查，联络地点更是由严徒健人本人亲自选定后分别发给降谷零和联络人。

    除此之外，这位证人顺带解释了几句联络人，卧底，公安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了确保联络人与卧底的安全，卧底仅和联络人单线联系，联络人与公安之间同理，因此知道卧底身份的往往只有联络人本人。除此之外，便只有档案，以及极少数人能够证明卧底的真实身份。以降谷先生为例，若非公安原本对接联络人的人意外出事，降谷先生根本不可能见到联络人。所以某种程度上讲，联络人与卧底可谓是一生同生，一死同死。

    而证言的最后，严徒健人解释自己在联络人进入大楼之前，为了确保联络地点安全无误，严徒健人曾进出过那栋案发大楼。

    估计就是便利店员看见的第一位先生。

    我一边思索，一边将严徒健人的姓名备注在‘第一位进入者’上。按理来说，严徒健人应该也有作案嫌疑，只不过在枪响的时间段内有明确不在场证明，因此没有被列为嫌疑人。

    双方就各自立场开始辩护，几轮下来，检察官侧头看了眼陪审席，唇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我担忧地看向律师，此刻律师已经咬紧牙关，躬身死死撑住桌板。

    律师就快要撑不住了。意识到这点，我拽紧档案，一遍遍翻看其中报告和方才写下的证言。

    找些什么，快找到些什么证据，工藤新一，现在陷入困境，必须将思路逆转过来。现在绿川先生被指证为凶手，因为只有绿川当时携带着符合尸身弹道的枪支，而唯一的疑点只有那两次枪声，不能思考绿川为什么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