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有三间卧室，爷爷奶奶一间，叔叔婶婶一间，弟弟自己住一间。爷爷奶奶的卧室附带一个面积不大的厕所，不过并未投入使用，没有安装抽水马桶什么的，只有几个被包起来的管道口。于是这间厕所就成了我的卧房。因为没有多余的床，而且大点的床也放不进来，婶婶就让叔叔把一张别人扔掉的长沙发搬回来，在上面铺了一床毛巾被。我躺在那张嘎吱作响的沙发上，听着单薄的门外传来爷爷奶奶的鼾声，那几个管道口在黑暗中静默地注视着我，就这么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
爸爸办妥了手续，把我转到了涵涵弟弟就读的小学。弟弟只比我小几个月，个子却比我高出半个头。有一回他带同学来家里玩，婶婶让我倒几杯果汁给他们送过去。其中的一个男生好奇地打量着我，扭头问弟弟：“你不是说你家就你一个小孩吗？”弟弟喝了一口果汁，面露不屑：“她是我伯伯的小孩，她爸妈不要她了，就把她送我们家来了。”
爸爸妈妈过年时会带礼品来，略坐坐就回去了。他们偶尔打电话给我，让我听爷爷奶奶的话，让我照顾好弟弟，但他们从没问过我，是否乐意住在这里。有一年元宵节，爷爷给弟弟和我各买了一把用木杆制成的手摇式烟花，领我们到小区中间的空地上放。弟弟的那把很快放完了，我的那把还没有解开皮筋。于是他就过来抢我的。一开始我没弄明白他的意思，下意识地攥紧了手指；过了几秒钟我反应过来，也就松开了手。不过他因为用力过大，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嘹亮的哭声响彻小区上方狭窄的天空，爷爷使出浑身解数也哄不住。婶婶和奶奶很快赶了过来。等到他被婶婶搂进怀里，故事的版本就变成了：姐姐不让弟弟玩烟花，还把弟弟推倒了。于是婶婶和奶奶对爷爷的说法置若罔闻，把我狠狠训了一顿。在这之后，她们一人牵着弟弟的一只小手，带他去公园买糖葫芦吃。我瞅着自己刚才拿烟花的手，掌心上扎着好几根倒刺，还有几处磨破了皮。我蹲在地上，慢慢把倒刺一根根地拔出来。“咋啦，思思？”爷爷问。我抬起头，笑着对爷爷说，啥事也没有。
厕所的面积不够，放不下桌椅，我就伏在厨房放案板的台子上写作业。有一回婶婶来厨房拿弟弟平时喝的奶粉，见我正吃力地把案板挪开，对我说：“有那工夫搬案板，咋不会把菜洗洗切切。”在那之后，每当作业不太多的时候，我就主动给奶奶打下手，帮她准备一日三餐。看得出奶奶很高兴，对我的态度也好了不少。渐渐地我一人也能做好一家的饭，奶奶也有更多的时间去外头晒晒暖，跟邻居唠唠嗑。厨房是这个家里最能给我安全感的地方，只要我在忙活，就不会莫名其妙地被骂。就像门后躲着的那把扫帚一样，我尽力不让自己的活动打扰到这里的人，同时又竭力表明自己的存在还有那么一点价值。
一个落着小雨的周末，我正在写作业，爷爷轻轻走进厨房，递给我一本封皮破损了的《红岩》。爷爷告诉我，他有个姓宋的忘年交在这附近开了家租借图书和光碟的店，可以让我免费借书看。
爷爷所说的忘年交我也见过几回，他左腿膝盖以下的部分截肢了。他平时住在店里，用电磁炉炖一锅牛奶蛋糊，配上馒头和酱菜，就是一日的饭食。送奶师傅每天下午过来，把贴有名签的玻璃瓶放进小区门口的筐子。虽说他的店距离小区大门只有几十米，但已足够他拄着双拐走上好一会儿。在跟这位宋伯伯熟络起来后，我放学回来总会从筐里把他订的奶取出来，拿到店里交给他。有一回爷爷来给宋伯伯送自家晾的地瓜干，结果宋伯伯一个劲地夸我懂事，弄得爷爷有点不好意思。
但我从不认为自己很懂事。虽说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但我在学校没有朋友。当其他女生谈论电视剧，说某人死了很可怜之类的话，我总是把头埋进借来的小说里。一方面，我没看过她们提到的片子，没资格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在当时的我看来，死并不“可怜”。我在书中也总能读到描写死亡的片段，那样的情节非但不令我感到难过，反而会让我产生隐隐的向往。
叔叔爱吃椒麻鸡，奶奶每隔一段时间会去市场买活鸡回来做。为了不弄脏家里的地板，奶奶总是把鸡拎到车库旁边的下水道口进行宰杀。最初是扑腾翅膀挣扎的声音，以及低沉而急促的哀鸣，接着是一两声尖利的哀鸣。在这之后，一切归于沉寂。等他们把鸡肉分食完毕，我收拾着满桌的骨头，一种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鸡被割断喉咙时，不知道有多么怕和多么痛；但幸好它死了，不论是被脱毛、切块还是炖煮，都不会再有知觉。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