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下旬, 水埠公社的小学再一次开学，水埠公社上的适龄小孩们再一次被送到了学校里，学校一下子被塞满了孩子。
这下可把水埠公社上的家长们给解放出来了，毕竟孩子不上学, 最担心的莫过于每天要上班的家长们了, 他们天天担心自家孩子往河边跑, 每天最害怕的，就是又听说有哪个孩子跑到河边玩水，掉下去被淹到了。
不论是成功被救的，还是出了事的, 这样的消息他们都不想听到。
他们每天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问自家孩子：“今天没去河边吧？”然后威胁一句：“你们要敢偷偷往河边跑我把你腿打断！”
每天早上出门前都要叮嘱一声：“不许往河边跑知不知道？要是让我知道你们往河边跑，回来我把你腿都打断！”
可他们这样一句不痛不痒的威胁, 哪里吓得住这些‘狗都嫌’的皮小子们？河边上天天一堆小孩，捞鱼的、拿着家里掰弯的针钓黄鳝的、挖野菜的，洗衣服的大人们看到赶都赶不完, 前脚她们走了，后脚他们又回来了。
这些家长们在外面上工都上不安宁，心都是提着的。
现在好了, 学校开学了，家长们那叫一个高兴, 家里大的、小的, 一股脑儿的送到学校去，甭管学校能教点啥, 孩子能学点啥，只要学校大门是锁着的，能让他们家的皮小子们关在学校里面不出来就行了！
水埠公社大许主任特意和公社里的红小兵们说了, 不许去学校里闹事：“谁敢再把学校闹黄了，我把学校里的所有孩子都扔谁家里去！给我天天带孩子！”
大许主任为了让水埠小学重新开办起来，这段时间腿也是跑细了三分，很多老师不敢待在公社上，都躲到乡下老家去了，他为了把这些老师们请回来上课，还特意跑下面乡下，保证了不批斗他们，工资也照发，才把这些老师们艰难地请了回来。
当然不是他面子大，而是工资面子大。
这些老师们回乡下后，日子也不好过。
过去他们都是家里有着体面工作，拿工资的老师，一夕之间，他们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臭老九，这种社会地位上的落差，影响的不仅仅是他们在公社上的工作，他们回老家之后，家里人同样给他们脸色看，加上他们干活不太行，成了家里人人都嫌的吃闲饭的。
这种情形下，哪怕有可能再被批斗，再被打，他们也还是回去了。
陆红阳听到水埠小学开学了，也很高兴，还特意趁着假期回来了一趟，给两个弟弟妹妹收拾铅笔和作业本。
她还特意从‘拼夕夕商城’里买了一块厚实的碎花斜纹床单，准备给两个弟弟妹妹做一个双肩书包。
当年她和陆卫国背的书包，都是单层的，陆卫国的书包是军绿色帆布包，料子要结实一些，被陆卫国和陆卫民带到吴城去了，他们俩经常要下乡，有许多工具要带，身上没有个装东西的挎包不行。
陆红阳的书包是当年丁外婆帮她做的，她用东西仔细得很，可这么多年用下来，包底的布早已经被磨得只剩透明的薄薄一层，轻轻一扯就能破的那种。
正因为如此，她才想要把给两个弟弟妹妹的书包做双层。
她先是考虑到了书包的背带，要厚实一点，塞一些棉花进去，可以防止勒到肩膀，书包的两侧还得有个放水杯的地方，陆家的水杯大多都是装罐头的玻璃杯，杯身比较粗，这两个侧兜还得缝的大一点。
书包最好是双层的布料，结实一点，可以给两人多用几年。
前面还得留个放铅笔橡皮的类似文具盒一样的小包。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她将一块完整的碎花布，剪的七零八落，剪的张校长都看不下去了，对陆红阳说：“你要实在不会做，你让别人帮你做，也比你自己做的好。”
陆红阳脑子里有想法，但是想法和将想法变成现实，之间是有一段很长的距离的。
好不容易将书包的形状剪出来的，按照她的想法把书包缝制起来，也是个问题。
她的针线活是真不能看，老是会扎到自己就算了，关键是缝的丑、还会缝错，缝了半天，手上扎了许多针眼，结果拿起来一看，缝错了，得重新缝，这一点真的非常令人沮丧。
很快她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用给猪肉皮做外科手术缝针的手法，来缝制书包。
于是医务室里，张申武校长和沈老师两人，就看着陆红阳，把一块完整的布，摆成完整的书包的造型，然后拿出‘研究员’的架势，一只手拿着缝针器，捏着缝合针；一只手拿着镊子，夹着下面的布，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给下面的布做缝合手术。
有了缝针器和镊子，她总算不会再扎到手了。
张申武校长和沈老师在一旁看了半天，都不知道她在做什么，要说她在做针线活吧，她手里拿的工具不太对；要说她是在练习做外科手术缝合吧，下面放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