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点头，“正是这个道理。”
“所以银行不靠招牌吃饭，靠制度与现银，如今大唐金银缺少，银行可以由铜兑换成银，成金，天下有家底的谁不来兑呢？只要来兑换，银行就掌握了天下的钱财。我还在章程里定了几条铁规，”
望舒与他细说，“其一，银行存款与朝廷财税分立，户部无权将银行存款挪作税赋或军费。其二，银行存款实行全额准备金制，柜上收了多少钱，库里就锁着多少钱，一分不贷空。其三，银行每年年底由御史台、大理寺、户部三方联合查账，查账结果公示于银行门外，任何百姓都可以看。”
姚崇听到第二条时眉梢微微一挑，“全额准备金？一分不贷？”
望舒知道他在想什么，“对，传统柜坊收了存款会拿去放贷赚利息差，但银行暂时不做放贷业务。时候未到，银行现在最要紧的事不是赚钱，是建立信用。百姓存进来的每一文钱都原封不动地锁在库里，他们才能慢慢相信银行不是骗子。信用立起来之后，再逐步开放贷款和汇兑业务。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三五年，也可能更长。但第一步必须走稳，不能急。”
姚崇不是一个会被漂亮话轻易打动的人，在地方上做了多年实务，他太清楚朝廷的惠民政策到了底下能走形成什么样。但望舒说的全额准备金和三方联查打动了他，这些是真正能管住钱、管住人的制度。
“章程的事文昭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回头你细看。今日趁着吃饭，我给你讲点章程上没有的东西。”
望舒放下筷子，看着姚崇的眼睛，“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要另设银行。你觉得户部已经有度支司、户部司、金部司，管钱的衙门够多了，何必再添一个？”
姚崇没有否认，他确实有这个疑问，只是方才没有直接说出口。
“因为户部管的钱，和银行管的钱，根本不是一种钱。户部管的是朝廷的钱，每年夏秋两税、盐铁专卖、市舶关税，收上来之后怎么分、怎么拨、怎么核销，这些都是户部的活。但银行管的不是朝廷的钱，是天下的钱。”
“天下的钱？”
望舒叹了一声，“对，这是朝廷的财税。每年收多少、花多少，户部心里有数，账上清清楚楚。但这只是天底下流动的铜钱和银两中的一小部分。真正的大头不在朝廷手里，在民间。”
她继续道，“银行要做的，就是用一种朝廷背书的、百姓信得过的、便于携带和流通的银票，把民间散落的钱引出来。这就像把分散在千沟万壑里的山泉引到一条大渠里。钱集中在银行，就是集天下之财，可以办大事。”
姚崇放下筷子，“尚书说的大事，是什么？”
“我给你举个例子。”望舒将筷子搁在碗沿上，“你在普安当县令的时候，想修一条水渠，需要多少钱？”
姚崇想了想，“少说也要三五千贯，普安全县一年的税赋留州自用不过八百贯，修水渠要攒好几年的钱，还得看老天爷赏不赏脸，风调雨顺的话税收多一点，才能挤出来。那年我为了修水渠写了三封公文向州府请款，州府说没钱，让我自己想办法。”
“那就只能加税。”
姚崇沉默了，他没有加税，他最后是挨家挨户说服乡绅富户出钱出力才把水渠修起来的，耗时耗力不说，中途好几家乡绅反悔撤资，工期一拖再拖，原本半年的工程修了一年多才完工。
“这就是朝廷现在的问题。”望舒的声音平稳冷静，“各州各县都要修水利、修官道、修城墙、修学舍，但钱不够，所以要么加税，要么拖。加税百姓苦，拖下去地方穷。但如果有了银行，情况就不一样了。百姓和商贾把银子存进银行，朝廷就有了一笔集中的财力。这就像你用一大笔本金，撬动了数倍于本金的财力去办一件原本办不成的事。修水渠也好，建港口也好，开矿山也好，甚至是打仗，手里有银行，朝廷就不必每次遇到大事都跟百姓加税。”
姚崇的眉头皱得越来越紧，他被贬到地方上的这几年，亲眼见过太多因为缺钱而烂尾的工程、因为加税而逃亡的农户、因为粮价波动而倾家荡产的商贩。
如果真有一个衙门能把散落在民间的钱集中起来，让朝廷有能力办大事，又不必每次都从百姓口袋里硬掏——
那这件事的意义，远比多收几万贯关税重大得多。
“可是……”他迟疑了一下，“银行拿百姓的存款去办大事，万一亏了呢？”
“所以章程里写了，全额准备金制。百姓随时可以来取，库里永远有足额的现银。”
“初期主要靠对马银矿挖出来的现银，后期等信用立起来了，银行可以发行银票，银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