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丽和楼依然之前遇到的所有人都不同。
她来自隔离区以外的北方, 是爆炸发生后第一批赶来灾区支援的志愿者之一。
用蔡文丽自己的话来说，她的前半生就是一首烂大街的抗争曲，以为自己写下的是摇滚乐, 旁人听来却是毫无营养的口水歌——音质粗糙, 歌词低俗, 毫无格调可言。
上学时蔡文丽是个乖乖女, 哪怕不擅长读书, 也要被老师和家长强行按在教室。
她留着和其他人一样的锅盖头，穿着最讨厌的制服短裙, 就连袜子和运动鞋也是千篇一律的白色。
考上大学后她以为自己解脱了，第一时间染了发, 骑着小电驴把家乡周围的城镇逛了个遍, 还自费学习了架子鼓。
打鼓小有所成后, 她循着向往的生活轨迹加入学校的音乐社团, 报名参与了一支摇滚乐队的鼓手选拔。
蔡文丽选上了，主唱给出的理由却不是她技艺精湛, 而是“女鼓手视觉冲击力强”, 加上蔡文丽“长得不错”，或许能吸引到一些男粉丝。
当时蔡文丽并不在乎这些, 她只是单纯喜欢鼓点与心率重合时的美妙感受，想让鼓声代替自己的怒吼，被更多人听到。
乐队成员扒谱翻唱时, 蔡文丽会在每首曲目中加入自己原创的节奏型, 吉他手说过她几次, 但蔡文丽坚持认为自己创作的更好，有时还会在现场即兴变奏，以致搞砸了不少演出。
她的鼓点随心而动, 却很少有乐手接得住，现场的观众同样也很难听懂。
人们听歌时普遍看中旋律，其次是歌词，再次是歌手的脸，很少有人会注意到铺垫在低轨的鼓点，殊不知那声音虽沉闷如白噪，却决定着整首歌速度与情绪的走向。
短短几个月内，蔡文丽因为标志性的烟熏浓妆和朋克装扮吸引了一大批女粉丝。
她被誉为“X大第一女鼓手”，乐队成员虽然对她我行我素的演奏风格颇有微词，却也不敢轻易把她换掉。
到了第二学年，蔡文丽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支原创曲目。
那首歌名为《夜鹰》，是蔡文丽喝醉后在琴房胡乱写下的，完成时她并不清楚自己写了什么，主唱听后倒是很喜欢，但在半个月后的乐队首演上，主办方却要求他们改词。
最后，主唱在未征得蔡文丽同意的情况下，将歌词中的“地狱”改成了“天堂”，“奴隶”改成了“努力”。
台下欢呼雷动，电吉他噪声贯耳，无人注意到角落里消失的鼓点。
那一刻，蔡文丽感受到了一种彻骨的背叛。
这种背叛不是对于她个人，也不是对于她创造的歌词，而是某种更深更重的东西，悄无声息地被碾碎了。
首演过后，蔡文丽决定退出。
主唱认为她现场罢演的行为很不专业，他说一个合格的乐手应当以观众体验为重，而蔡文丽屡次因为“个人情绪”搞砸演出，很没有“音乐精神”。
但蔡文丽却说，她打鼓本就是取悦自己，不是为了别人。
所有人都觉得蔡文丽还没长大，这点她早就习惯了。
她从不认为人到了特定的年纪就该觉醒特定的品质、承担特定的角色。
她厌恶那些条条框框，这是她自己的人生，任何人都无权干预。
告别乐队梦想后，蔡文丽在大学里捱过了平平无奇的两年。
毕业后她返回老家，开始打零工赚钱，家里人却觉得她“没正形”，托亲戚给她找了份银行职员的工作，还开始含沙射影地催促她结婚生子。
2029年9月3日那天，家里人原本给她安排了一场相亲，在手机上看到Y市化工大楼爆炸的消息后，蔡文丽如获救命稻草。
她早就厌倦了银行朝九晚五的工作，厌倦了父母以爱为名的绑架。
她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外省志愿者成立的群组，即刻填写报名表，以生病为由推掉相亲，当晚便整理好行李，订购了前往Y市的动车车票。
隔离区对外省志愿者提供的待遇还算优厚，不止包吃包住、有月结薪水，还承诺事后在新建区为志愿者提供就业岗位。
出发前，蔡文丽本以为会在Y市遇到许多和自己一样的年轻人，不想到了才发现，志愿参与救援的大多都是中年人。
他们原本就在灵川省附近的其他省市打零工，得知这里包吃包住，还提供薪水和就业岗位，赶忙呼朋唤友地填写了报名表。
一些叔叔阿姨语重心长地告诉蔡文丽：“小姑娘眼界不错，咱们这回是中了头彩！”
他们说Y市这些天死了不少人，事后一定会出现大量的岗位空缺，等灾后重建结束，他们作为重建参与者准能分到第一杯羹，搞不好还能分到一两套廉价安置房。
直到后来，当那些人第一次见到异种，又纷纷觉得自己淌到了浑水，打起